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

　　今年，中国将新核准7000万千瓦电力装机新建项目，电力投资规模高达5800亿元。在这轮电力建设高潮中，能源大省山西的表现尤为夺目。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今明两年山西将电力投资1000亿，新增装机2000万千瓦，电网9000公里。

　　山西省内开工新建的25个电源点，包括霍州电厂、轩岗电厂、长治热电厂、晋城热电厂、临汾河西热电厂等一批大型坑口电厂和热电联产项目，还有众多煤矸石电源点。“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山西煤电双输的格局将基本成形。”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对长期以煤炭外运为主的山西来说，不啻为一次战略调整。

　　山西能源输出的战略调整牵动着全国电力的重新布局。

　　电力审批放宽

　　《21世纪》：我们注意到，山西今明两年得到国家鼓励支持的6500亿投资大盘里，电力投资就占了1000亿，仅次于铁路和公路建设投资。这里面有什么特殊考虑？

　　张复明：这次国家用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基础设施和能源都是重点投资领域，我们感觉到国家对电力项目的审批现在明显放宽了。山西的电力规划到2020年总装机要达到5500万千瓦以上，现有装机约3600万千瓦，在建1000万千瓦，已经或正在核准的有1460万千瓦。今明两年，山西电力投资1000亿，新增装机2000万千瓦，如果国家不给路条，不给审批，这么多投资是不可能的。

　　《21世纪》：山西现有装机3600万千瓦，而省内电网最大负荷只有1700万，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电力装机需要外地市场来消化。对省外市场依存度之高，给山西电力建设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山西方面准备如何解决？

　　张复明：不错，电力需求是山西现在面临的新问题。发改委在核准项目时要求有用电承诺，尤其是直供电项目，如已经建成的阳城电厂330万千瓦，直流输电，需要专门修建直流电路直通江苏镇江，如果用户落实得不好是不可想象的。去年，在开拓省外电力市场方面，山西有一系列动作，与山东达成了“晋电入鲁”的合作协议，晋东南电力也通过100万伏特高压送往华中电网。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山西能源相当一部分要外送，电力外输比例最终要达到2/3以上，从全国能源布局来讲，我认为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21世纪》：记得去年两会期间，你提出要优化国内煤电产业布局，建议由以负荷中心为导向的受端发电转向以资源为导向的坑口发电，从以上事实看来，这些建议是否正在付诸实施？

　　张复明：在坑口还是在受端建电站，这是一个战略选择，各有利弊。关于电力布局，国家没有特别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但是从项目审批的结果来看，我们感觉国家电力布局的重心相当程度上在向受端消费地倾斜。去年南方冰冻雨雪灾情，说明这种电力布局是有待改进的。现在为拉动内需，国家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领域，国家发改委可能也认识到以前那种布局有必要加以完善，现在对煤炭基地电厂审批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电力布局政策的积极变化，也可以说开始调整了。

　　电力投资不能短视，

　　要着眼中长期

　　《21世纪》：既然国家政策已经松动，那么，在你看来，山西能源输出是否也在进行战略调整，由过去煤炭的长距离铁路外运，转向煤电双输，最后以输电为主？

　　张复明：是否在做战略转变，我不好说，但煤电双输本身就是对既有的煤电格局进行调整。山西每年输出煤炭4亿吨以上，给铁路运输造成很大压力，而中间环节费用高，也导致山西煤炭运往沿海越来越不经济。现在澳大利亚和越南的煤到上海，比山西煤还要便宜100多元，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输电技术的改进，线损下降，远距离送电正变得越来越经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主要产煤地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转向更加有效的能源输出方式。

　　《21世纪》：受危机影响，目前国力电力需求不振，山西在这个时候实施能源产业的战略性调整，你认为时机成熟吗？

　　张复明：现在市场时机是成熟的。我们判断，尽管危机还没有见底，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中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的支撑力没有变，内需空间还很大，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任务还远未完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人民生活水平仍很底，生活用电、基础设施和产业用电需求都很大，能源的旺盛需求中长期不会改变，而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耗中的主体地位20-30年内也不会变。

　　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了保8的决心，我觉得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5%-6%的增长不会有大的问题，这个增长需要实实在在的能源支撑，因此，长期看基本的能源需求不会有大的变化。至于短期需求变化，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电力投资属于战略投资，从动议、可研、审批到投资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短期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大的发展方向。

　　价格捆绑，煤电双方需抱团取暖

　　《21世纪》：现在煤、电关系比较紧张，电企普遍亏损。据我们了解，山西省电力公司去年盈利也不理想，今年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实现正增长。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如何协调好煤电关系，对于煤电双输格局的形成，尤为紧迫。

　　张复明：去年以来，电力公司盈利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就电煤定价问题，煤、电双方都在顶牛，是一种市场博弈过程，过错并不在煤炭方面。考虑到资源税改革、外部成本完全化等因素，山西煤炭企业要求在去年价位的基础上每吨加价50元。作为煤炭企业，他们要谋得合理的利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电力企业是否赢利，与煤价高低有关，但也与其管理水平和成本控制有关。市场经济，不是谁把谁吃掉，而是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煤电价格需要一个合理的衔接机制，但以势压人、逼宫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21世纪》：电煤定价的问题现在已经上交到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煤电双方都等着国家出面定价，你判断会是什么结果？

　　张复明：各大产业领域之间的博弈，最后应该由谁来裁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是有明确分工的，在需要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就应当交给市场。这样做，交易成本也会很低。电煤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丝毫不能动摇，收回来不一定是好的办法。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就交给市场，交给市场的过程中可能有风险和代价，如果风险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又有有效的防范机制，我们就应该承受这种代价。

　　有些问题不是采取简单化的行政干预就能解决的，有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在电煤问题上，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市场时机成熟，改革可能有一些阵痛，但对长远有好处，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机制，我认为就应该大胆改。我们不希望煤炭价格大起大落，现在这个定价机制必须改革，不改不行。

　　《21世纪》：那在目前形势下，你认为改革应该从哪突破？

　　张复明：解决电煤定价有很多办法，关键是要把资源性产品的完全成本核算机制和市场定价机制建立起来。目前煤炭的安全成本、环境成本等大量外部成本都没有算进去，有了完整的成本核算机制，再给煤炭企业一个合理的利润，最终价格就好算了。市场竞争决不是你死我活，而更多的是竞争合作，让大家都能活下来。现在电厂要掐死煤炭，煤炭要逼死电厂，这都不是办法，最终要找出一个双赢共生的办法，共担风险，共同发展。

　　《21世纪》：双赢共生？煤、电双方可能都有这种企望，但有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吗？

　　张复明：煤电矛盾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集团上下游一体化，市场风险在内部消化，形成某种风险转化机制；如果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我觉得价格捆绑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我调查过国外一些电厂和电解铝厂的关系，铝厂成本的40%是电费，每度电费的一分钱波动就可以决定铝厂的盈亏，而铝厂本身又是电厂的大用户，其生死与电厂息息相关。双方维系这种利益关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价格捆绑，由电解铝的市场价格反推，决定电价。

　　煤、电都是特殊行业，唇齿相依，相互参股、战略联盟、长期订货、大用户合同等办法，对双方来说都是有效的，不过最好的办法是价格捆绑。

　　《21世纪》：业内此前就有煤电联动的倡议和方案，与你所说的价格捆绑是一回事吗？区别在哪？

　　张复明：价格捆绑与煤电联动不一样。煤电联动源于煤炭订货会和产销衔接会，煤价涨20元，电价就涨1分钱，双方约定这种联动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但计价的基数未必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考虑煤炭的完全成本，既不符合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原理，也不符合市场环境下煤电利益的分配格局，由于电价由政府控制，实际也操作不了，但在过渡时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而价格捆绑则建立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我建议电煤价格由基价加浮动价两块组成。基价肯定要低于成本价，因为上家不能保本经营，要有一个风险共担机制，大家商量，根据全行业的成本水平，参考国际定价，制定一个低于或略低于成本价的基价。而浮动价则由下游产品的价格和盈利水平决定，利益共享，反推上游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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