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9—23日，欧委会官员对奥康等七家中国企业进行实地核查。作为“日落复审”中的一个关键程序，核查结果将在欧盟的最终裁决中作为重要证据。而欧盟是否会维持16.5%的惩罚性反倾销税，这对于参加集体应诉的六十多家制鞋企业乃至更多关联企业来说，攸关未来生计。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漫延，中国虽然有应对此番危机的资金储备和积极的经济刺激措施，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可能独善其身，首当其冲的便是浙江、福建、广东这样出口导向型产业居多的地区。其中，浙江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地区受到影响，会相当深入地影响到全国的其它地区。春节后，仅内地涌向广东一地的农民工就有900多万人，而当地的岗位需求仅只有190多万个。

　　一边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金融海啸中加紧备战过冬的“御寒工事”，一边是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争端为这些简陋工事施加更为强劲的压力。中国制造业能否从八面来风中突出重围？能否以集体智慧和协同行动融化恐惧和敌意的坚冰？本刊就相关热点问题专访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蒲凌尘先生，并配发了奥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振滔先生的两篇文章，以飨读者诸君。 

　　蒲凌尘：联合应对贸易争端是当务之急

　　文、图／本刊记者 侯耀晨

　　2009年1月9—23日，欧委会官员对奥康等七家中国企业进行实地核查。作为“日落复审”中的一个关键程序，核查结果将在欧盟的最终裁决中作为重要证据。而欧盟是否会维持16.5%的惩罚性反倾销税，这对于参加集体应诉的六十多家制鞋企业乃至更多关联企业来说，攸关未来生计。

　　一边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金融海啸中加紧备战过冬的“御寒工事”，一边是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争端为这些简陋工事施加更为强劲的压力。中国制造业能否从八面来风中突出重围？能否以集体智慧和协同行动融化恐惧和敌意的坚冰？六十多家制鞋企业的应诉经验和内部调整可能只是众多贸易争端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足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而在当事企业的焦灼与期待中，有着中国反倾销应诉第一律师之称的蒲凌尘再次被推到前台。

　　自1992年起，蒲凌尘代理过七十多起反倾销案件，为中国企业挽回数百亿美元的的损失，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最贵的律师”。他所供职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占据了SK大厦36、37层作为办公场地，但当记者找到蒲凌尘时，还是很意外，因为他的办公室虽然临窗，却相当狭小。欧州的对手们可能也很难相信，蒲凌尘就是在这里，对似乎不可挑战的欧美游戏规则酝酿出合理合法的破解之道。也正是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蒲凌尘接受了《中国商人》的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奥康等多家企业可能在

　　九月前迎来欧委会复审裁决

　　中国商人：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年1月份欧盟委员会对奥康等国内制鞋企业进行日落复审的结果如何？

　　蒲凌尘：现在都在正常的程序中。2008年10月3号欧盟委员会启动日落复审程序，有六十多家中国企业参加了抽样调查程序，其中七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被抽样作为全面程序的调查和实地核查对象。2008年12月2日，七家应诉抽样的企业将反倾销调查表的数据、论点正式提交到欧委会。欧委会于2009年1月9号开始对这七家企业进行正式的实地核查，一直到23号才结束。目前欧盟官员正在对实地核查情况做汇总、分析和评议工作。同时他们对欧盟当地进口商和起诉的产业也要进行实地核查，我估计三月份应该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汇总数据和评议出来。

　　中国商人：您认为欧盟是否会继续维持16.5%的反倾销税？

　　蒲凌尘：是否继续征收现在很难讲，因为法律上只能是两个结果，一个是继续维持原来的反倾销税，一个结果就是取消掉。最终结果应该是今年夏天之前，最迟不会过九月份。我们在三月初会举行第二次听证会，第一次是去年的12月18号举行的，由中国轻工商会带队，协同温州、福建、广东地方商协会做了第一次听证会。第二次听证会是今年3月6号，这次听证是比较关键的，主要涉及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将由广东鞋业联盟为主，协同抽样企业和中国皮革协会进行抗辩。

　　中国商人：这些都是属于日落复审中的程序？

　　蒲凌尘：这都是必须要走的，而且不仅仅依靠听证会来陈述中方的观点，我们将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传达中方皮鞋产业的声音，在法律和技术问题上表达我们的关注。

　　中国商人：从这次日落复审的情况来看，你认为此次参与日落复审的企业今后还应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蒲凌尘：首先必须要走稳程序，不能有任何的瑕疵。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在律师的指导下，主要是在程序当中要保住合作的地位，还有他们审诉的权利必须要保住。

　　中国商人：这个合作地位是市场地位吗？

　　蒲凌尘：不是市场地位，指的是在法律程序当中，每个涉案企业都具备自己的申诉权利，但是这个权利的获得必须符合欧盟法律程序。达到合作地位，欧委会才能将该企业认定为合作企业，有资格进行法律上的申诉。　

　　中国商人：说话要有人听。

　　蒲凌尘：但是人家为什么听，要先符合法律程序。不符会法律程序，企业也就失去了这个权利。

　　中国商人：与前些年相比，您认为国内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冲突中，哪些方面的表现是今您满意的，哪些地方又是让您感到担忧的？

　　蒲凌尘：总体上我觉得中国企业维权意识比过去大大提高了。最起码当它的产品出口到一个市场受到法律的阻碍，或者遇到诸如贸易保护措施时，它第一个反应是我如何来维护我的权利和出口市场。这个意识的提高非常大，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中国企业对自己的权利概念不清楚。现在好多了，遇到了问题他知道我该怎么去做，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我觉得这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级政府大量的培训，媒体的正确引导都有关系。这几个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方面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政治因素使中国企业

　　容易遭受贸易制裁

　　中国商人：就您代理的多起反倾销案例来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欧美国家包括反倾销等贸易壁垒限制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蒲凌尘：也不敢说是深层次，从贸易角度上来讲，如果说某一种产品的出口量过大同时价格又低，就容易诱发国外贸易壁垒的限制。价格过低同时销量过大，导致进口国产业损害，那么进口国就有可能对你的产品采取措施，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你反我我反你都是正常的。那么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其中的原因就比较复杂，这里面不排除政治原因，有长线的政治原因，也有短线的政治原因。长线政治原因表现在法律上，比如说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包括印度等某些发展中国家，不称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过程中就会遭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你的产品成本和内销价格这些国家是不承认的，也不依此来取证比较计算。进口国只取我们出口企业的出口价格，而在反倾销案件中如果没有自己的成本价格去比较的话，这实际上等于是缺了一条腿。

　　中国商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认为你的产品过多，相对于我的同类产品价格过低，我就可以对你发起反倾销诉讼。而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其产品在国内的成本和价格可以被忽略。

　　蒲凌尘：对。这是用所谓的参照国价格计算倾销幅度。所以这个问题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进口国的同类产品竞争产业很容易起诉，很容易找到倾销幅度，比较容易获得本国政府的救济措施。这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长线贸易措施：不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这种情况大约还要持续5到6年。

　　中国商人：你刚才提到的短线政治原因又是什么？

　　蒲凌尘：一些国家的大选，党派之间的竞争，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利益群体发出贸易保护的呼声，它很容易立案。这样在政治上一长一短的操作，中国企业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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