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援

　　显然，平安并不甘心以彻底的失败收场。一位不愿具名的商务部官员向《环球企业家》透露，诉讼无门之后，平安正在寻求通过商务部的外交途径向比利时政府索赔。10月中旬，平安即委派刚刚升任平安集团执行董事的孙建一与商务部接洽，申请通过商务部的外交途径获得赔偿。而来自欧洲的消息称，中国商务部的官员已分别就此于11月25日与11月28日与比利时官员两度会面商讨，但仍无结论性消息公布。

　　这并非盲目而动。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向《环球企业家》指出，中国与比利时签署的相关保护协议是平安获得赔偿的法律依据。梅新育援引的保护投资者协议，为1984年中国和比利时在布鲁塞尔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议定书》。

　　该《协定书》第四条规定，为了安全或公共利益的需要，缔约一方可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它类似措施。但措施应是依照国内法律程序所采取的，且与对第三国投资和投资者所采取的措施相比，是非歧视性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措施应伴有对补偿支付的规定。

　　梅新育认为，比利时政府和荷兰政府的征收行为违反了其本国的法律，既没有征求富通集团股东的意见，甚至也没有取得富通集团董事会的正式授权，从头到尾都是荷兰和比利时政府一手包办，只在交易谈完了之后才拿着现成的文件，协迫富通的董事会来签字。

　　如果以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为参照，这个过程也并不令人信服。最初摩根大通出价很低，结果在股东大会上，贝尔斯登的股东否决了摩根大通的收购报告，后来摩根大通大幅度地提高了收购价格，才使收购最终完成。北京资深证券律师张国栋向《环球企业家》指出，相对于摩根大通的公司身份，比利时与荷兰出于公共利益都有权利将私人公司收归国有。比利时政府在紧急状况下未经富通董事会表决同意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并无过错。

　　因此，平安明智的选择是不纠缠于比荷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而是追讨《协定书》规定的“补偿支付”。据本刊了解，谈判双方彼此对赔偿的数额争议很大，平安尚不能接受比利时政府象征性的赔偿方案，但赔偿应已成双方共识。

　　不过在华兴资本首席执行官包凡看来，任何危机下的金融纠纷都会上升到政治层面，比利时政府无疑会优先赔偿当地投资者，以消除金融危机对社会的震荡。平安冀望得到理想的赔偿，取决于商务部通过外交途径的谈判力度有多大。而在中国与欧洲关系近来陷入僵局、中欧对话被推迟的情况下，鉴于平安集团并非国有控股企业，包凡对此持悲观态度。“无论平安追偿是否成功，平安投资富通的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当初投资富通是否考虑到了政治和法律的系统风险？”包凡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