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道尔：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工程已经再度开始，资助这项工程的同样是洛克菲勒基金，与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约翰·H.戴维斯( John H. Davis)领头的项目一样，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农业部以前的助手。他们在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配额方面绘制了一个长期的革命图纸，并将其命名为“农业商业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4年期的10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这个哈佛计划与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他认为，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即垄断)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即两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装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营销法》。这两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类加工和农业部门垄断力量的集中，并管理保证公众环境的健康卫生。

　　正如后来他们被确认的那样，这项工程中的秘密议程违反美国先前数十年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禁止食品行业的纵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润时显现。就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工程是农业商业化项目的顶点。这给私人的公司比如孟山都契机和能力在十年的时间内以控制种子的供应。要是我们盲目地去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如无意外，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今天将在他90岁的高龄，仍端坐在一些转基因生物科技公司的会议桌前做着指导。如果食品在利益的驱使下经过处理和破坏纯粹性的分配之后，远远谈不上对于人类健康的本质产生好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

　　记者：商业化农业中大型企业的作用是怎样的？

　　恩道尔：农业综合企业首先是美国“独创”。我想清楚表明的是我很支持运用现代的生物技术以生产更高产而且对于人类而言更有营养的食物，而哈佛商学院设想的农业综合企业只考虑了一个目标：在全球化的粮食生产中追求最大的利润，并由此产生大约15—20个全球的巨头企业，大部分被美国控制，私下里这自然被构想为美国全方位优势的战略价值，这是辐射全球的权力。转基因工程和终极者专利“自杀之种”从2007年开始便成为孟山都领有执照的专利专项。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孟山都的这个专利持有是通过美国农业部(USDA)与美国政府合作的。而商业化农业本身则只是经济战争的一个幌子。

　　农民的困境

　　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式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20世纪90年代末，家庭式农民完全丧失了对市场的控制，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就急转直下。根据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农民资产净值的回报率已经从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与此同时，工业化食品加工部门的股票净值的平均回报率从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式农民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与大规模运营被迫放弃农业生产。恩道尔说，放弃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竞争。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工厂式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1995到2003年间，美国的纳税者支付了1000亿多美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款，爱荷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曾公开发表言论，表示这些补贴款并没有发到苦苦挣扎的家庭或农民手中，大部分发给了大型商业化农业的经营者，其中数百万发给了降低政府补贴的鼓吹者戴维·洛克菲勒。约10%的大型农业集团获得了72%的农业补贴款。

　　记者：您提到“农业综合企业”使美国商业化农业变为现实，农民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负债累累，成为为农业综合企业服务的一环，这个转化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恩道尔：农业的商业化运行在整个美国已经很成熟，这也是所谓的农业商业化，这是基于一种将“成本代价”压缩到绝对最小值的商业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容易受到攻击而忍受最大成本压力的是整个粮食产业链上的家庭农场，他们担当着最有价值的环节，却更加依赖这种商业模式，而这些农场也必须直接负责可食用的安全食品的供应。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商业化模式得到第一次的发展，而传统的、曾经无比自豪的家庭农场主沦为与商业化企业签定契约的劳力，一种新的中世纪式封建农奴模式在形成，这些劳动力都与孟山都、嘉吉或其它的农业企业巨头签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