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岔路口”

　　3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经历了沧桑巨变。

　　30年前，诸如电视、冰箱、洗衣机这类当时在美国家庭中已极为普及的产品，在中国却还属于难得一见的“稀罕物”。30年后，当年所谓的“三大件”，如今已经遍及中国，甚至全世界。2007年，我国工业品产量占全球首位的达210种，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排名第二位的制造业大国。

　　欧洲用了一百多年才实现的工业化，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不出意外，中国的制造业将很快超过欧美，成为世界老大。真有这么美好的前景么？

　　事实证明，前途并非我们想像的一帆风顺，中国制造业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困局之中。

　　尽管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极其庞大，但产品附加值相比欧美国家而言却具有明显差距。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2个百分点。导致出现此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在低端位置。

　　不仅如此，“民工荒”、“资源瓶颈”和“太湖蓝藻事件”等的出现，都在不同程度传递着信号，即我们曾经自豪的人力和资源优势，乃至千秋万代居住的环境，虽然举着“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奖状，但已经步履蹒跚。

　　简单依靠低劳动成本、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模式到了必须修正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进入了一个关乎生死的“岔路口”。

　　“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一个不能否认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红利。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50、60年代“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都踏上工作岗位。他们成为“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保持的生力军。这支生力军通过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高资源配置率，发挥着人口红利的效应。著名人口学家蔡昉认为：“1982年～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

　　然而，就在人们还在为我国拥有丰裕而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沾沾自喜的时候，2004年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尽管当时出现的“民工荒”，并不一定代表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民工荒”的出现，却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的人力资源，未必永远取之不尽。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有一个很有名的论断：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根据专家预测，中国总人口在达到2033年的14.3亿之前将持续增长，但抚养比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将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不远。

　　资源约束

　　中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资源瓶颈的约束。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排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相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已不能再被称为“地大物博”。在相对资源少的同时，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却明显偏低，中国的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

　　此外，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提高。2003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0%，钢铁44%，铜58%，铝30%；如此下去，国内的资源不久就会耗尽，到2010年，中国大部分重要资源都要依赖进口，世界也难以承受，国际间为争夺资源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爆发。

　　环境污染

　　当年，一曲《太湖美》，让美丽太湖家喻户晓。而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则让太湖成为世界关注的地方。

　　针对“太湖蓝藻事件”，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说，“蓝藻事件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背后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目前，中国的水污染已经逼近危险临界点：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除此之外，还有大气污染。国际能源署(IEA)在《世界能源展望 2007》中提出，中国很可能在2007年取代美国成为能源相关的CO2排放第一大国。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英国《独立报》记者查尔斯·沃克在一篇报道中称，中国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整个欧洲排放的还要多。

　　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给前进中的中国制造业投下了一层迷雾，让人看不清它未来的道路如何。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制造业还能“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