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申剑丽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一幢8层高的楼。

　　2008年从8月1日到11日，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奥运代表团成员进出期间。进出的奥运代表们，在这里订做了3000多套服装。

　　他们中包括了25国政要及夫人。在他们飞抵中国的首都北京之前，早已被告知，那里有一条叫SilkStreet的地方，不能不去。

　　SilkStreet，翻译成中文，就是丝绸之街。在这个上下8层的“街”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夫人在北京奥运会18天内六逛其中，她买了玉，为小孙子制作了可爱“面塑”，还先后订做了17套礼服。

　　汪自力说，从常年客源看，这里90%是外宾，几乎是唯一外宾多过内宾的商品市场。汪的头衔是北京秀水街有限公司总经理，也就是这条名为SilkStreet(丝绸之街)的管理者。

　　丝绸之街威名远播已久，但这里曾是中美交锋的地带，以知识产权之名。历经三次跃进的丝绸之街，却是一幅中国商业文明演进的缩微画卷。

　　剑桥大学的教授写了一本名叫《撤掉梯子》的书，说发达国家已经爬到楼顶上了，然后把梯子撤掉，其他国家就别想再上来。如果要爬上楼顶，那就与其在产业政策、贸易保护、保护知识产权三架梯子上配合到底。

　　这是一个关于商业文明拉锯的多维面相。

　　面相一：中国人商海记忆

　　秀水街因之起步，是为丝绸之街前传。

　　老秀水商户李东回忆称，在1982年前后，不知道谁最先在秀水街附近卖水果，紧跟着摆摊卖衣服卖工艺品的也来了。那时刚20出头的李东以30元钱卖袜子起家。

　　1985年朝阳区政府在秀水街上空搭了块布，上书“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质保量、收费合理”，市场的合法地位以如此巧妙的方式得以肯定。

　　其时，距1979年我国将个体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开始，已六年。公开数据显示，从1978年底至 1981年，全国的个体户从14万人激增到227.9万人。

　　1983年至1985年，中央连续下发三个1号文件，要求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个体户数量已达1000万户。

　　李书兰也在那个时代赶了回时髦。1988年9月的一天，48岁的她下班回家路过秀水街，瞅见有人摆摊卖东西。好奇心重的她找到一个小伙子问个究竟，对方告诉她“傍晚到晚上来，没人管”。

　　当时还在北京一国营工厂从事机床工作的李书兰，正琢磨退休后的出路，回家后欣喜地告诉爱人下班摆摊，爱人却坚决摇头，“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卖什么东西！”

　　她并未放弃。一天下了早班，径直来到附近的光华路针织厂，买了几件小孩秋衣秋裤，拿到秀水街开卖，“怪不好意思的，生怕熟人认出来，刚开始不敢吆喝。”

　　她至今记得第一个主顾是个黑人朋友，要买一身小孩衣服，连点头带比划总算把第一桩买卖完成，当天她赚了一倍。

　　之后李书兰就常和同事换班，赶下午到秀水卖货。慢慢地她才知道不少同行是刚从“大牢”放出来的，但她也没觉得害怕，心想“英雄莫问出身”。

　　1988年底，在朝阳区政府要求下，140多名个体户每人出资3000元，建立了有防火措施的铁皮棚屋，秀水市场终于有了比较正式的经营场所。

　　日常“练摊”的经营，加之偶尔“倒外汇”，这些个体户们几乎“一夜间”成为北京最早富起来的人，那时候，“北京丝绸一条街”的美名逐渐传开，一条街的税收在1990年代初已达250万元人民币，商户们基本上家家有车。

　　虽然“暴富”，但商人群体并不能“光鲜”面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舆论认为个体经济“弊”多“利”少裹挟着。

　　李东说，那时他们只埋头干活，小心做人，不问太多“究竟”。

　　东北姑娘高秀玲，是第一批转行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翻译之一，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学历个体从业者。1990年代初年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的她，在北京某事业单位谋到了个“铁饭碗”，为下属“三产”公司做贸易翻译。工作不到一年，就毅然辞职“下海”，搞服装批发，生意红火的时候，还和伙伴们远赴土尔其买“样板”。

　　她记得那时候钱特别好赚，外商结账时，钱都论捆数，一捆十万；结完账后，就把钱随意装进空鞋盒，端到银行存款。

　　1980年代，流传着10亿人民9亿商，这是一个积蓄30年的民间力量得以集体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