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李梅影

　　跨国公司在中国被寄予诸多幻想，比如用市场换技术，用资本换机制，但这些幻想被逐利的本性打破时，中国关于跨国公司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清

　　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2004年遭遇困境：他已经开始准备撰写一本描写中国企业历史的书籍，但既没想好书的体例，也没有想清书的主线。他努力把影响中国进程的力量抽象化，当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有、民营、外资三种势力的博弈对中国最近30年的深刻影响后，所有问题迎刃而解，随后便有了一本畅销书——《激荡三十年》的诞生。

　　一本能够被广泛流传的书不仅需要一些好故事，还需要潜行暗藏的价值观的呼应和认同，吴晓波捕捉到了中国人对于跨国公司存在的那种爱恨交加的情感：他们既是中国不可思议的崛起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中国对于跨国公司持续的迷恋和倾斜，正在影响到中国公司成长的公平性。

　　1978年的时候事情没有这么复杂，当年12月13日，在中国绝迹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3天后，中美建交。又过了两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谁都知道，这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但那时所有人都顾虑重重。

　　在那一年，当时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发出邀请，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丰田婉拒，奔驰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通用派出了访问团，不过投资方案却遭董事会否决，最后只有大众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后来它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尝到甜头的汽车公司。

　　那时邓小平也提出了庞大的10年计划，计划引进500亿美元的外资，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美国学者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困难是实际的，工人未受过训练，经常不按期交货，不按期启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等等，这使欧美的大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

　　事情在1985年有了实质性的变化，那一年的新法规给予了中外合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开发区的大规模设立即是表征。孙振耀从台湾来到大陆负责新成立的中国惠普公司，他对于自己还要负责节日福利发放、住房分配之类的事情感到惊讶，尽管那时面临的障碍林林总总，但灵活是那个年代的生存法则，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摩托罗拉当时的当家人老高尔文说，“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做合资企业，也不知道中国的国情，这两个不明朗的因素必须去掉一个，我们也不同意成立工会，我们希望直接和员工沟通。”要解决的问题很棘手，但他们在天津的工厂还是成立了。中国的各个省都像是充满激情的创业公司，在争夺外资的竞争中各尽所能。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进入黄金期。

　　跨国公司在中国被寄予诸多幻想，比如用市场换技术，用资本换机制，但这些幻想被逐利的本性打破时，中国关于跨国公司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清。一方面每个地方政府都把这些企业的到来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绩，但另一方面，每一个跟跨国公司有关的负面消息都会激起媒体和公众的热情，从苏丹红、二垩英到“致癌”的牙膏，从形形色色的“贿赂门”到被冠以“斩首行动”的收购行为，对跨国公司的敌视和抵触日渐高涨，尽管不能否认这些公司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公司治理上的改善，他们甚至还是一个新阶层“中产阶级”的主要缔造者，但关于中国本土公司生存空间和跨国公司弊端的讨论还是四处弥散。

　　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怎样，约翰·奈斯比特说跨国公司的下一步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全球公司，他们只有“祖籍”而没有国籍，对于一个因缘三种力量不断博弈而崛起的中国来说，回首这三十年这些重要公司走过的历程可能更能看清未来的方向，我们选择其中最关键的几家，只为看清这个方向做稍微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