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抓住转基因“金种子”，不仅国外巨头和国内生物公司在较量，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划分也没有落定

　　记者 袁瑛

　　转基因专项立项的消息一经传出，商业化生产所搅动的巨大财富“转轮”就开始嘎吱转动起来。

　　7月10日，专项通过国务院审议的第二天，中国证券网的上证博客就适时推出了“种子闹革新”的转基因题材攻略。丰乐种业、登海种业、隆平高科、亚盛集团等国内一干从事转基因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受到热捧。

　　伴随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立项，争议不断的转基因水稻，由于一直是转基因科研投入的重点，被认为很有可能成为继转基因棉花之后下一个批准商业化生产的粮食作物。作为主粮的水稻自然有着比棉花更为广阔的种植面积和消费市场，谁将抓住这颗“金种子”，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窥视水稻的巨头

　　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丰乐种业，一直被誉为“转基因水稻第一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丰乐种业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展开合作，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转SCK基因水稻。根据丰乐种业的公告，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的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分别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18%和17%。此消息一出，丰乐股价遭遇两个“涨停板”。

　　不过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称，因为国家一直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这个项目已经暂停。但该负责人表示，“国家政策一旦放开，我们的转基因水稻项目会立即上马，毕竟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种子公司，丰乐在杂交水稻、转基因棉花方面已居国内领先水平。据报道，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福建省农科院合作，对后者研发的转SCK基因水稻进行大田测试。作为一个将来可能走向市场的转基因作物，它必须通过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以及商品化生产四个阶段。目前，福建省农科院的转SCK水稻已经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工作，一旦商品化生产的许可申请通过，丰乐种业依靠科研部门的研发支持，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

　　丰乐这样的具备农业开发背景的专业公司，是“接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最好的选择。“只有这些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对《商务周刊》说。除了丰乐，黄季还提及了隆平高科。事实上，这些公众公司也仅仅是转基因产业中的前台公司，更具控制能力的另有其人。

　　国外种子巨头，尤其是孟山都和杜邦先锋，面对媒体一向显得颇为低调。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的媒体官员Michelle Chang在接受《商务周刊》时坦言：“孟山都自转基因棉花以来，在中国转基因作物生产方面一直采取着极其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

　　孟山都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实际上一直占据着中国转基因棉花市场的主要份额。然而随着国产转基因棉花的崛起，以及孟山都始终无法确保在中国通过其惯用的专利垄断模式获得高额利润，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对于孟山都企图垄断市场的质疑给后者带来了很大压力，孟山都最终选择了“隐退”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我们一直采取和中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希望能够将孟山都的高科技、高质量的优良种子引入中国，以获得共赢。”Michelle Chang强调说。在不希望招致中国政府以及公众的对立情绪的前提下，孟山都选择了更为稳妥地开拓中国市场的方式——创立合资公司。早在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合资，成立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杜邦中国区公共事务负责人王勋彪也向《商务周刊》否认了杜邦在中国市场开展有任何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经营活动。不过不难发现，通过合资公司同样的途径，杜邦也为自己占据了制高点。据本刊了解，杜邦先锋已经在国内与多家种子公司展开合作，包括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杜邦先锋占投资比例49%)。其中，山东登海种业是国内杂交玉米领域的领跑者。显然，这是转基因棉受阻后，外资巨头在中国的潜伏战略。

　　“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产通过，这些跨国巨头的合资企业必然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为生产和销售转基因水稻铺好路。”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的转基因大鳄

　　这些国际巨头在中国也不乏已成气候的对手。国内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的销售渠道回溯到源头，都是来自一家名为创世纪转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曾经在国内转基因棉花市场上击败了孟山都。

　　走进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幢办公大楼里，远远就能看见一棵硕大的由无数个棉桃装饰的大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这里就是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作为国内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生产最成功的企业，创世纪的主营业务与收入与这棵树上所结的“转基因抗虫棉”息息相关。

　　杨雅生，不高的个子，戴着黑边眼镜的他掩饰不了身上浓厚的学者气息，他正是这家转基因棉花市场大鳄的“掌舵者”。作为留美生物学博士，杨雅生同时还具备了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他曾经是另一家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奥瑞金的创始人之一。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杨雅生毫不掩饰对转基因水稻市场的向往和期待。虽然相比国外种子公司大手笔的研发投入，创世纪在研发方面累计投资1000万元的数字并不很惊人，但创世纪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堪与国内一流实验室相媲美的生物技术中心。创世纪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技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技术准备和积累工作。”

　　创世纪与中国农科院从创立之初就存在一衣带水的合作关系，也是创世纪获得技术资源的一个重要保证。10年前，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的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正式启动。1997年，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成功推出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国家。在深圳市政府当时卓有远见的撮合下，郭三堆带着他的技术落户深圳，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以专利入股，拥有注册资金8000万元的创世纪公司33%股份，剩余股份则由私营公司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创世纪目前拥有单价抗虫基因专利权和双价抗虫基因专利的排他实施许可权，公司总裁杨雅生向《商务周刊》介绍说：“目前使用创世纪转基因技术的抗虫棉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90%以上。”2008年度，创世纪所销售棉种的生产规模扩大到2万余亩，销售额达8000多万元，创利润近2000万元。

　　创世纪的早期业务基本上围绕着出售专利权的技术许可来获得收益。然而，由于国内专利保护意识淡薄，创世纪初期举步维艰。即使2004年郭三堆亲自上任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创世纪也面临濒临倒闭的窘境。

　　杨雅生当时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奥瑞金的总裁，看到了创世纪的价值所在。“奥瑞金当时已经在杂交玉米方面经营了5年，正准备美国上市，它瞄准的下一个业务点就是抗虫棉。”杨雅生回忆说。与杨共同创立奥瑞金的韩庚辰，现任奥瑞金总裁，曾经在全球知名的种子公司先锋(后被杜邦收购成为全资子公司)担任研究院及亚洲地区技术经理，将美国种子公司的商业化运作经验搬回了国内。两人瞄准了创世纪在抗虫棉方面拥有的技术优势，入股34%，杨雅生成为被重新注入新鲜血液的创世纪公司总裁。

　　“奥瑞金借鉴了先锋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我则是将奥瑞金的模式复制到了创世纪。”杨雅生说。

　　所谓孟山都、杜邦等全球知名种子公司的商业运作模式，就是一方面生产、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同时利用获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专利保护出售专利技术，通过技术垄断占领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杨雅生接手后的创世纪，也将业务重点从单一出售专利许可到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两相结合。

　　2004年之前，占据中国市场90%以上的是来自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1990年代末，孟山都先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安徽省成立了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这两家合资公司主要在中国销售美国的转基因棉花种子，这些转基因种子凭借其领先一步的高新技术优势，迅速占据了国内95%以上的抗虫棉市场。

　　然而，由于孟山都按照国际惯例收取的几近20%的高额使用费，它们的种子相比创世纪当时主推的棉种，价格几乎高了一倍。在这样的压力下，曾经辉煌一时的冀岱公司退出棉种行业，而安岱公司所销售的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种子已经转为国产种子。从此，在国内抗虫棉市场很难再见孟山都身影。目前，中国转基因棉花生产面积380万公顷，几乎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这其中90%属于转基因棉花，使用的都是创世纪的技术。在创世纪看来，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迫使孟山都基本上退出了中国最早商业化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与创世纪关系密切的奥瑞金，目前也正在就一项转基因玉米品种——转植酸玉米走相关的审批程序。据相关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9月即将召开的国家生物安委会将通过一项关于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生产的决议，而这个品种很可能就是中国农科院主导研发的转植酸玉米，奥瑞金拥有将这种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的独家授权。顺利通过审批，奥瑞金最晚于明年就可以在国内销售这种玉米种子。

　　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对《商务周刊》坦言道，“创世纪已经垄断了国内转基因棉花的大部分技术，奥瑞金在转基因玉米技术上肯定要走同样的商产道路：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

　　独占了转基因棉花的创世纪，和即将独领转基因玉米市场的奥瑞金站在一起，不仅令人浮想联翩，或许，中国的“孟山都”就此初见雏形。

　　科学家与商人

　　作为创世纪的创始人之一，郭三堆认为，“创世纪的模式基本是成功的，它现在的运作基本是好的”。目前来看，科研成果与商业资本融合，催生该产业的领军企业，这一模式也很可能会应用于日后从转基因专项中脱颖而出的新品种。

　　然而，据《商务周刊》了解，以技术入股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是对创世纪颇有微词。面对记者的询问，该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选择从侧面回答说，“以最近我们的技术人员跟澳大利亚建立相关合作为例，合作方式是由我们将此技术转让给澳大利亚，对方一次性支付500万元人民币作为我们的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比较高兴，因为他们的研究在这笔资金的带动下，可以进一步深入，所谓的产、学、研结合就是这个道理。”

　　一言概之，农科院与创世纪的分歧主要来自于利益分配，截至目前，创世纪从未根据股权比例进行过分红。

　　“企业跟科学院如何结合，如何形成一种共赢的模式，这是未来政府针对此次出台的转基因专项需要去探索的。”吴燕民指出，“这关系到我们优秀的技术如何产业化，只有更快地产业化，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才能不断地更新换代。”

　　在此问题上，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政策的黄季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对《商务周刊》说：“国家应该多采取科研奖励的办法，鼓励科学家研发的同时，使得后者不再急于为了获得经费自己去推广技术。为什么现在抗虫棉市场存在参差不齐的几百个品种，不论批准不批准都上市想搞产业化。这是因为研究人员都想推广自己的品种。”而针对企业，黄认为，“通过技术拍卖由企业直接买断，获得的利润，不论做科研还是作奖励，都不会产生创世纪这样双方都‘叫屈’的现象。”

　　创世纪的模式也引起了一些下游企业的不满，它们对创世纪按照美国运作方式收取专利使用费感到不解。丰乐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就曾经向《商务周刊》抱怨说：“国家花钱给科研院所研究，然后企业通过合作或者买断的方式获得这些技术专利，后者到处收钱，我们认为并不合适。”

　　“但跨国种子巨头的全球运作模式，确实是通过专利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创世纪作为吸收了海外运作经验的种子公司，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杨雅生认为，“相比孟山都高达20%的使用费，创世纪仅收取2%不到。然而，孟山都一年能够获得几亿美金的专利许可收入，创世纪一年这方面的收入很难超过500万元。”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需要与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相配套的还包括一个规范的种子市场。即使作为转基因棉花的龙头企业，杨雅生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每年出现在转基因棉花市场上的上百种名目繁多的种子。“只有在一个有序管理的市场上，种子公司才会在健全的体系下维护自己的信誉、推出优质品种，同时，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推广，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才会真正获利。”曾经碰到农民“恳求给点好种子”的黄季对此感触颇深。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研发、安全管理还是商业化生产，转基因专项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有序、渐进地实施，因为，伴随着棉花、玉米、水稻等的大门依次打开，中国的转基因产业不仅机遇在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