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减法应对产业转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上海，曾有很多纺织工厂倒闭。而当时的浙江、江苏等地的纺织企业，却正是因为上海产能减少而迎来了大发展。

　　“当时周围的朋友都纷纷做大，不停地添置机器。”宁波九通高科纤维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达说。

　　更多家庭作坊式企业也迎来了发展，“当时布料采购商拿好样子，找我们给他们织，一开始生意都很好，布商甚至垫钱让我们去买设备，因为大家都越做越大。”一位小型织布厂老板说。

　　“纺织业的转移很快、很无情。”东华大学现代纺织研究院教授蔡玉华说。她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世界纺织生产的中心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纺织生产的中心是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世界纺织生产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内地、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

　　“当时韩国大邱的纺织业占到很大份额，但后来很快就垮了。”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理事长胡克勤说，韩国大邱曾被誉为“东方米兰”，自古养蚕业盛行，是麻和绢丝手工纺织的中心地带，也是韩国纺织业龙头老大，1987年韩国的合成纤维纺织品出口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大邱正常开工的企业仅占50.3％，1994年起，大邱、庆尚北道地区的纺织企业就陆续倒闭，仅1994年就有近百家企业关门。1998年以后，大邱连续6年在韩国各市、道人均GDP比较中居倒数第一，年均经济增长率也是全国最末位。

　　一直做纺织企业的胡克勤说，自己是看着大邱的纺织企业倒下的，当时这部分市场转移到中国绍兴等地，“因为我们价格便宜，设备也不差，他们没办法竞争，客户都来这里了，大邱的市场很快就衰落下去了。”

　　专家认为，韩国大邱等的例子说明，纺织业的梯度转移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产业转移不仅出现在国与国之间，国内不同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同样不可忽视。为此，长三角纺织企业必须走“差别化”发展的路径。换句话说，要留下什么，转移什么，企业心里必须清楚。就长三角纺织企业来说，部分低端产能今后可能向生产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为应对这种趋势，企业就要做好“差别化”文章，差别化不仅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要着重提升产品的品质，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