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大豆(2)

　　一只惊人的消化大豆的胃

　　杨传学只是中国4000万豆农之一，他的喜悦和绝望，写照着这个庞大生产群落的集体心情。

　　据悉，这4000万豆农每年的生产能力约计1500万吨。这些大豆，一半直接转化为食物，其余的基本都进入了压榨市场。然而这自产的1500万吨大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豆类市场的需求。

　　从1995年起，继美国、巴西、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豆主产国的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以每年200余万吨的速度在递增。到200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已增加到3082万吨。而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今年大豆进口量将会突破3400万吨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大豆的需求量，有2／3需要依赖国际市场中的转基因大豆。

　　“中国的大豆进口量是根据豆粕的需求决定的。如果从油料市场看，这些进口量还远远不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爱民博士分析道。近年来他一直在从事大豆产业的研究。

　　据他估算，近年来，中国大豆油的进口，逐年增长量应在40万吨左右。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共进口成品大豆油282万吨。仅这些成品大豆油就需1500万吨大豆才能压榨而成。

　　为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早在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的第二年，即1996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规定，中国对进口大豆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而配额内税率仅为3%。

　　2001年5月，国家农业部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次年又颁布了3个配套办法。这些条例规定，从2002年3月20日起，凡海外对华出口转基因产品的公司必须向农业部申请证书，表明这些产品对人、畜以及环境无害；并赋予农业部可以在长达270天时间内批复申请的权力，每年只有两次申请安全证书(3月和9月)的时间。

　　尽管这个《条例》及配套办法，为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设置了一些壁垒。但国外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从未停止过步伐。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国。为此，中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作出诸多让步。大豆作为第一种直面国际市场的农作物，进口配额制度被废止，关税确定在3%。至此，大豆进口速度激增，到2004年，一举突破了2000万吨大关。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开始“分庭抗礼”。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大豆专家呼吁“让开大路，发展两厢”，即油料市场让给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国产大豆则主打非转基因牌。

　　然而这一思路，立即遭到另外一些大豆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大豆的产业链很长，不仅仅关涉到豆油和豆制品，大豆压榨后的豆粕还关涉到下游的畜牧业、饲料工业等。中国一旦丧失了在压榨行业的自主权，将直接导致每一个人的钱袋子受损。因此，必须加大对国产大豆的扶植力度，以免受制于人。

　　有关资料表明，85%的豆粕被用于家禽和猪的饲养。这意味着，大豆的价格，直接关系到肉蛋奶禽的价格。

　　为此，2002年，农业部启动了“大豆振兴计划”，在向农民提供新技术推广和指导的同时，还向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市)1000万亩高油高产大豆提供每亩10元的种子补贴。

　　“中国总共有900万公顷(13500万亩)土地种植大豆，1000万亩、10块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中国农业科学院大豆专家常汝镇情绪激动地说。

　　这种状况直至去年才有所改善。去年9月22日，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中，将种子补贴的规模由目前的1000万亩扩大到 4000万亩。

　　常汝镇在40多年的大豆产业研究和实践中，发现许多官员并不重视大豆产业。“中央有确保粮食生产的号召，这些官员就大力发展粮食，忽略大豆。因为大豆并不计入粮食产量。”

　　“全球每年的大豆商品量总计不过7000万吨，而中国实际能采购到的大豆不超过4000万吨。”常汝镇说，“即使国外不限制大豆出口，过几年，那点大豆也不够用的呀！”

　　一个豆农的家庭式生产

　　乍看起来，中国是一个不错的大豆卖方市场。然而这一切，豆农杨传学却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看起来供不应求的市场，也未给他带来了多少好处。

　　“大豆价格忽高忽低，可农资却是只涨不落啊！”杨传学埋怨道。

　　据了解，去年末到今年初，大豆价格虽然高了，但土地租金和农用物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当地农药化肥的涨幅均在60%以上，有些甚至翻了一番，从而使“每亩地的直接成本增加了50多元”。

　　杨传学的日子还能过得去，因为他是农场职工。承包土地，赶上年景不好，或者市场不景气，农场会有适当的照顾。即使不承包土地，他在农场工作，工资也还能过得去。

　　然而，同样是承包土地，同样是种植大豆，同样是靠天吃饭，距杨传学西南100公里以外的豆农丁万成，日子过得就没那么自在从容了。这位黑龙江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的村民，在大豆收获几天后，就找了一个自认为合适的价格，把手头的大豆全卖掉了。

　　事实上，他也没有第二种选择：家庭开支，银行贷款，都迫使他及早将大豆脱手，兑换成现金，以应付生计。

　　丁万成一家3口人，共有14.7亩土地，主要种植大豆。2005年，他承包了外出打工村民的两垧土地，价格为每亩190元，用自己的15马力拖拉机耕作。那是他第一次承包土地。一年下来，每亩地的收益约为50元,总收益仅为2000元左右。

　　去年，他以每亩200元的价格又承包了别人两垧土地。赶上春旱，产量低，每亩地产量只有200余斤。他以每公斤3.72元的价格卖了大豆，除去地租外，毛收入还剩6000元。但是,他还欠着银行的5000元贷款，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还清。他“没有别的指望”，只好贱卖了大豆，还清银行贷款。最终落到自己手里的便所剩无几了。

　　“一年下来，也就赚个柴火。赶上价格低的时候，种地甚至还赔本。”刚下过雪，正在别人家帮忙修拖拉机的丁万成，尽管穿着一件厚军装，但依然能感觉到他冷得发抖。他说，“一年的柴火，全指望着这豆秸。”

　　当地一吨民用煤的价格约为500元，大多数人家做饭一般都用豆秸。已经进入4月，但这里依旧寒气逼人，夜晚气温仍在零摄氏度以下。笔者走访了几个家庭，看见人人冻得哆嗦，可很少见有人家生火取暖的。

　　今年41岁的丁万成，有一个上高中的男孩，一年约需花去2000多元。好在去年他妻子养猪，卖了8000多元，加上自己出门打点短工，赚了两三千，这才勉强维持家用。他的房子早于5年前卖掉了，现在借住在外出打工的村民家中。他眼下全部的心思是，尽早盖一处自己的房子。

　　今年3月，丁万成又贷了5000元款，以每亩210元的价格承包了两垧地。他倔强地仍种大豆。“赔不赔钱自己说了不算。”说起可能的收益，丁万成一脸苦涩，无奈地摇了摇头。

　　与投资和贷款相比，每亩地46.95元的各种补贴，实在只是一个很小数目。有段时间，丁万成曾想过把地撂荒，出门打工。但考虑自己除种地外没其他手艺，只能作罢。

　　据中国大豆产业协会调查分析，像丁万成这样有还贷压力的豆农，约占整个豆农的一半左右。“为了还贷，他们的豆子一般刚收获就卖掉了，”该协会副会长卢林钢说，“利润大都被中间商赚了。”

　　据介绍，因贷款压力，农资上涨，产量少，收益低，许多豆农已经放弃了种植大豆，转种其它经济作物了。加之，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按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但早在1996年就受到进口冲击的国产大豆，并没有享受到这项政策的好处。

　　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生产处处长芦玉双提供的数据表明，2007年，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较上年减少了600余万亩，减幅约为1／10。在这个人均6.6亩耕地的农业大省，这个数字意味着有90万豆农放弃了种植大豆。

　　这一数字更加深了卢林钢的担忧：中国的大豆主产区中有2000万亩左右的土地，积温比较低，只适合种大豆。“一旦市场波动，几百万豆农的生存都是个问题。”

　　而同是大豆主产国的美国，情形与中国大不一样。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曾于2005~2006年率领团队做了为期一年的大豆调查。他提供的材料表明，国外对豆农的补贴远在中国之上。在美国，政府一直给予豆农每吨37美元的补贴，年补贴总额达25亿美元，相当于大豆年产值的25%。

　　“这是美国大豆的平均价格低于我国国内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大豆要参与国际竞争，起点上就不公平。”彭真怀一针见血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