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27日，《中国领袖企业对于中国制造的意义》研究报告发布会暨展望“中国制造”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召开，正对中国制造话题众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以下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的演讲。

　　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对今天下午大家光临这样一个报告会，表示衷心地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想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是非常有时代意义和中国现实意义，也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价值。

　　我想中国制造，一个很大的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地从所谓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其实我们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不乏创造力和想像力。至少是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时代比较起来，中国人在那个时候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比中世纪的欧洲人丰富得多，也要有力量得多。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人们曾经对欧洲中世纪几千年的经济增长做过一个描述，大概它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在0.04%左右，几乎是不变。而中国早在宋代的时候，就有纸币了。我们有四大发明，还有更多更灿烂的，难以想象的东西。

　　那么人们就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李约瑟的科学史也提出了所谓的“东方之谜”。为什么在近现代文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欧美国家比较起来，我们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显然要逊色得多。我们甚至不要说和欧美比，就和我们历史上比，我们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做出的让人瞩目的成就，比古代人，比我们的祖先对文明史做出的贡献，恐怕也要逊色得多，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里的核心一点，就是确实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不如人家，不仅不如人家，也不如我们的祖宗。那么我们今天当我们中国的产业革命兴起的时候，当中国制造作为世界瞩目的时候，人们就要想，你的可持续发展，是不是能从中国制造真正历史性的转变为中国创造，恐怕也是一个最根本的，所谓核心竞争力。那么创造就要创新。我理解创新无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

　　我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领袖企业。为什么？大企业才有信誉，才有足够的信誉融资，抵抗高科技、高风险创新所带来的成本，大企业才能够把巨额的创新风险成本在单位产品里摊薄，所以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或者是带有连锁效应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现代化的大企业里发生的。所以我们说中国要技术创新，就要呼吁领袖企业。没有这样的领袖企业，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有足够的技术创新动力，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想这种领袖企业，在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在技术创新的环节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和价值。

　　那么其他方面，我认为我们要为我们的企业有效地培育和形成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服务，包括政府、社会，包括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这是我想技术创新。

　　要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另一个方面的创新，我想就是制度创新。我们经常说制度重于技术，所以我们现在要改革，要技术和制度创新。我认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至少在现在的中国主要是政府。因为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所以如果说中国30年前提出改革的时候，我们讲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企业改革，经过30年，如果再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恐怕核心是政府。我们想如果有领袖企业大批涌现，领袖企业来领袖市场，来培育中国的技术创新的核心，同时又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的深化改革，那么有制度创新，我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个车轮的承载下，一定能够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跨越。我在这抛砖引玉，谈一点看法，交换一下意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