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华为三代辞职人

　　今年9月底开始，华为公司所有工作满八年的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再与公司签订1至3年的劳动合同。此举被认为是有意规避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该法规定：“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可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年终岁末，本报记者重新走访了辞职事件中的亲历者。

　　“公司不是你们的家”很伤人

　　在这次沸沸扬扬的华为事件中，黄中(化名)是106名辞职员工中的一员。今年35岁的黄中在华为的工号是4位数，表明他是一个老员工。他回忆到，10月25日，他和同部门另外5名同事一起被他们的上级叫到办公室谈话。“我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由于部门中我年龄最大，与几位年轻同事比，显得很镇静”。 黄中说，当时领导的一句“不要总谈感情，公司不是你们的家”让大家感到很伤心……

　　根据赔偿原则，他能够拿到24万元。黄中用不大流利的普通话告诉记者：“对于我这样一名老员工来说，24万块就相当于自己在华为一年的全部收入。”

　　10月28日，黄中到公司人事部办理了离职手续。除了需要移交电脑等办公物品外还签署保密合同，并要附一份自愿离职申请，还有一份员工股票由公司保留6个月的协议。

　　“这只股票是公司内部用于分红的股票，”黄中向记者解释，“按照旧的薪酬体系，一个业务部门老总的月薪是3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一个中高级普通员工月薪可达到2万元，他们级别之间的收入档次就主要体现在股票分红上。”根据股票保留协议：在接下来的竞聘上岗过程中，如果6个月内没能签约，股票就不再属于自己。

　　“有在华为的工作资历，在深圳找份新工作并不难。”黄中告诉记者，就在10月到11月初，他前后接到一百多个猎头公司打来的电话，有时候一天就接到十几个。对方提供的职位多来自广东本地电子信息企业，也有上海、江浙甚至港台等境外企业向他伸出橄榄枝。出于语言、生活习惯考虑，最终黄中选择了深圳另外一家知名通信企业。

　　“拿到补偿去逛了一大圈”

　　“好像大家都在拿华为竞聘返岗说事儿，到底好不好，只有我们亲自参与的职工最清楚。”刚从香港度假回深圳的老钱如是说。老钱1998年进入华为，如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儿”。从11月中旬开始，他拿到公司给的20万元补偿，之后利用20天带薪假期他去了香港、澳门和新加坡逛了一大圈。

　　“我去香港给妻子买了一堆化妆品和新衣服，给孩子买了索尼新款游戏机，自己买了一台佳能的专业相机。如果是在辞职前，我没这个闲钱更没时间。”老钱说，跟他一样辞职返岗的员工基本都获得数额不菲的补偿，重新获得相应的岗位，很多人还升了职。

　　据老钱讲，目前华为基本恢复到辞职事件之前的状态。“除了上周人事部公布了辞职名单外，已经好久都没有提起辞职的事情了。”老钱笑笑说，“唯一不同的是，同事们多了个爱好——每天都要到天涯网上看看。”

　　《被告山杠爷》被定为培训片

　　华为新入职员工，务必要先过培训关。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小赵进入华为工作。在提到自己参加过的入职培训时小赵介绍说，新员工要上四门文化课程，每门课程的教材都很厚，包括各种文章和案例，有专门老师教授。每个新员工到华为都要配一个导师，导师就是老员工，给新员工讲文化，讲传统，讲流程，解决思想问题和业务问题。

　　“老师也不容易，华为对导师有严格的奖惩措施，新员工出了问题要追究导师的责任。”小赵说，新员工看电影也是有讲究的，华为指定了包括《被告山杠爷》这种激发人们对威权治理进行反思的电影。

　　对于华为对新员工的培训，身为导师的老钱告诉记者，培训很有必要，尤其是现在。“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80后一代成为员工的主要群体。对于华为来说，如何教育这些没有受过严格的职业素养训练、个人价值观非常强的独生子女，确实是一个新的难题。”

　　“最不能忍受公司的管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华为迅猛发展期，包括销售额、人员规模都在扩大，但1999年所有都止步不前了。”2000年，陈健离开华为选择美国留学之路。

　　小陈说，他在华为做的工作极其无聊， 号称高技术， 但你学不到任何前沿先进的技术。许多技术工作就是按协议照本宣科。“在这里做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尤其现在几乎没有了加薪机会，要想发展只能走升官这条路。如果你的组织能力很强,为人圆滑，还可以有点发展， 但想进入公司上层是毫无希望的。”

　　“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公司管理极其严格，不许用公司网络收发任何与工作无关的邮件，不许共享任何可能泄密的文档， 不许存有任何与个人工作无关的软件……”小陈回忆说，自己有一次不小心给朋友发了一份邮件结果被扣了500块钱。

　　如今，陈健已经定居美国，自己经营一家网络公司。“平时还是很关注华为的信息，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工作过的地方。”陈健说。

　　“离开华为薪水一路下滑”

　　“本命年要么凡事特顺，要么久走背字，我就是后者。”1998年从华为辞职后，小罗开始了薪水下滑的厄运。他选择离开华为是为了去广东某电厂。

　　“那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民营公司不稳当，想找个国家单位。”让他没想到的是，国企虽稳定，但收入却少。

　　小罗到电厂后第一个月收入不及原来在华为的一半。“身为技术人员，我一个月全部下来就4000多，而我们单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都能拿这个数，整天还能吃吃喝喝开着免费车。”

　　又过不到一年时间，小罗又去了深圳另一家国企。这次跳槽后，他每月的薪水降到3000多。小罗告诉记者，当初跟他一同进入华为的同事，现在每月收入都在两万以上，“后悔当初不该选择稳定。”小罗说。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王猛

　　记者手记

　　【“辞职门”事关居安思危】

　　尽管之前“人心惶惶”，但从结果来看，7000人皆大欢喜的“辞职”或许与劳动合同法的尊严无关。作为取消“工号文化”的标志，任正非的001号工号可能随辞职事件而易主，但他却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人事变动，他第一次动了华为的“根”。

　　在企业家眼中，因为华为是非国企，又是行业主导，因此也只有华为才有如此魄力。在投资者眼中，辞职事件是任正非在挑逗舆论最终达到股票攀升、变相宣传的目的。但任正非还是任正非！熟悉任正非的人对他的评价是善于搞运动，但运动具有两面性，从另一方面看是一个清醒的头脑在谋划企业长远发展而布下的一枚棋子。

　　既然辞职事件的成本高达10亿，可以从容应对任何一个试图懈怠的华为人，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损耗大量人力物力，并让媒体和职能部门闻风而动外加胆战心惊？　

　　舆论解读任正非的辞职门事件为“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我更愿意将其突然发起的7000人集体“运动”看成一个企业家居安思危的表现。当个人魅力远去之后，一个企业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和企业远景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