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斯塔姆·塔里科：一位企业家的俄罗斯梦

　　刘波

　　夜晚的北京王府井，霓虹灯下，一条新近开通的地铁带来了更多的人潮涌动。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侧，一位脚穿运动鞋、留着波浪般的黑发、具有东方人面部特征的俄罗斯人，正在驻足凝视这个俄语里称为“天下”的国家汹涌而过的男男女女。他若有所思，似乎这种观察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当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看到一大早满街飞驰的自行车，他也感到异常的开心。

　　这位俄罗斯人的名字叫做鲁斯塔姆·塔里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只是无数个拗口的西方人名字中的一个，平淡无奇。这座城市居住着许多俄罗斯人，白领阶层已经习惯了品尝俄罗斯的伏特加和红菜汤，一个俄罗斯人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些行色匆匆的人们看来，这位不动声色的观察者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但又稍显奇特的陌生人。

　　28年前，在古老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17岁的塔里科孤身一人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小镇来到这个大都市。当他欣喜地来到地铁站里，一连几个小时乐此不疲地观看乘坐地铁的人流时，普通的莫斯科市民也将他看作是一位陌生人，而且是一位长着鞑靼人面孔的陌生人。但今天，这个面孔俄罗斯已经几乎无人不晓。

　　当然，在世界其他地方，鲁斯塔姆·塔里科并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如检索一下今年3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你可以发现这个名字列在第150位，他的身家估计为54亿美元。对于这位亿万富翁而言，观察人流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这不仅是爱好，这还是他的工作之一。

　　这位有着独特嗜好的富豪出身于俄罗斯的鞑靼斯坦省。鞑靼是俄罗斯的第二大民族，塔里科的母亲就是一位鞑靼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大草原上，曾经有蒙古人的骑兵和哥萨克骑兵纵横驰骋，但在1962年塔里科出生的时候，那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土，所有的人们都只信仰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一手抚养塔里科成人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同当时其他教师一样，塔里科的母亲也是一位共产党员——而上小学的塔里科也为第一次戴上了少先队的红领巾而兴奋不已。

　　但当塔里科前往莫斯科读大学时，他所看到的是在红色的苏维埃梦想背后隐藏的苍白现实。那里有排队购物的人群，互称“同志”的市民们穿着类似的服装，看着相同品牌的电视机和相同内容的电视节目，过着千篇一律的沉闷生活。各种各样的政治笑话在下层群众中流传。这些笑话配上伏特加和酸黄瓜，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大的快乐来源。

　　在塔里科来到莫斯科三年之后，执政长达18年的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逝世。僵化与保守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代名词。继承他的是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很快便相继凋零。1985年，苏共选出了一位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书记——54岁的戈尔巴乔夫。这位新领导人开始不断谈论着改革(perestroika)与开放(glasnost)这两个词语，人们开始意识到，一成不变的苏联要改变了，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很明显，这为亿万个像我一样的人提供了机会。可以说我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当我毕业的时候，苏联刚刚开始开放。那时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办企业，所有人都处于一条起跑线上。”面对记者，塔里科认为自己生逢其时。

　　根本不用通过领导人的指示，塔里科已经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新气质——商业逻辑势必要代替政治逻辑，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势必要让位于现世的经济增长与民生幸福。他就读于莫斯科交通工程学院，学习经济学，但不需要很多来自书本的教育，塔里科发挥他天生的商业头脑，在生活中就开始办企业。而在他看来，冒险创业精神是俄罗斯人一向都未失去的一种特质。

　　对于一位来自穷乡僻壤、一文不名的大学生而言，为了补贴读书和生活的开支，勤工俭学是必需的。于是塔里科开始起早贪黑，清扫大街上的积雪。但他很快发现能用更好的办法赚到更多的钱。塔里科与两位朋友合伙创立了一家清洁公司，并和附近的一家银行达成协议，每天早上帮助其清扫附近的积雪，这样得到的报酬要比市政当局给予的扫雪费用更高。

　　后来塔里科在一家饭店获得了一份工作。随着戈尔巴乔夫实施的开放政策，大量的西方商人开始涌入俄罗斯。塔里科发现，和这些说英语的西方人打交道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但苏联时代的繁文缛节仍在影响着俄罗斯的门户开放。由于政府的一项法令限制对外国人的客房供应，很多西方商人在莫斯科难以找到下榻之所。在年轻的塔里科看来，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他开始在旅馆和外国人之间做中介，帮助他们介绍客房，从中抽取20%的佣金。这样，到1989年的时候，塔里科已经每周都能赚到数千美元了。相对于当时莫斯科市民的平均工资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源源不断涌入苏联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商人，还有琳琅满目、包装精美的各种消费品。与苏联时代外形古板的电器相比，显然这些新奇的物件更能吸引大众的瞩目。也许一些思维老派的苏联人会斥责这违反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但在塔里科看来，“世界上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样的，他们想要更好的电视机。”这个简单的道理后来便成为塔里科从商的基本逻辑——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梦寐以求的产品。　　　　除了电视机、洗碗机和电冰箱外，苏联的儿童也会喜欢来自欧洲的各种新奇糖果。来自意大利的一种朱古力球里藏有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在年轻的少先队员看来，这显然要比政治课本有意思得多。塔里科创立了Roust有限公司，从意大利费列罗巧克力公司进口糖果在俄罗斯销售。第一批巧克力很快被抢购一空。随后塔里科将各种各样的糖果、酒和电子产品带给向往西方产品的苏联人。

　　这是一个消费需求逐渐代替政治逻辑的时代，而塔里科刚好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不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先行一步，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在利用同样的机会。他只是认为自己做得更好而已。意大利的Martini&Rossi公司也将Roust作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主要经销商。Roust迅速成为俄罗斯首屈一指的高档酒类销售公司。

　　但对于一个私营企业而言，苏联经年累月形成的庞大官僚体系好似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需要耐心加以应对。面对一个法令与规章经常变动的政府，塔里科的企业需要维持良好的政府关系来摆脱各种麻烦。不仅如此，在开放大潮中富起来的商人阶层也招来了莫斯科黑帮的关心。但当一伙黑帮分子向Roust有限公司的经理索要保护费时，塔里科通过一位政府内部的朋友要到了当地警长的电话。当经理把警长的电话告诉黑帮分子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找过麻烦。

　　塔里科的经商生涯就这么良好地继续运转。到了1991年，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早已人心四散的苏联大厦轰然倒塌。但这对塔里科并没有多少影响。“我是一名商人，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想成为政治家。我做我的事情”塔里科说。靠着销售来自西方国家的产品，塔里科早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

　　但他并不认为财产的具体数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记者问到财产的问题。我一般不怎么考虑我的财产问题。我会关心企业的盈利状况，但不会想很多财产的问题。什么时候获得第一笔一百万？我不知道。一天早上我起床时数了一下，发现已经比一百万高很多了。”塔里科笑言。

　　但从西方进口糖果在俄罗斯赚钱，这并不是塔里科的终极心愿，塔里科的梦想是为俄罗斯打造一个世界闻名的消费品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一个迫切需要重拾信心的国家，而塔里科希望这个品牌能代表现代俄罗斯生气勃勃的精神，代表国家的新形象。所以他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俄国斯丹达公司”(RussianStandard，英文含义为“标准”)。　　　　也许没有什么比伏特加更能代表俄罗斯了。但在塔里科创立俄国斯丹达伏特加公司之前，让人感到荒唐的是，作为伏特加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的俄罗斯，却没有自己的高档伏特加品牌。除了能让俄罗斯下层百姓喝得酩酊大醉的低端伏特加外，社会精英享用的高级伏特加都来自西方。俄罗斯伏特加的声誉已经下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许多西方人认为伏特加的原产地是法国或者瑞典。在塔里科看来，他有必要为俄罗斯产的伏特加夺回阵地。　　　　1998年，俄国斯丹达公司的伏特加开始出现在俄罗斯的市场上，西方名酒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按照塔里科的心愿，从原料、蒸馏过程到包装，这种伏特加应是一种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产的伏特加。酿造这种伏特加的是俄罗斯黑土地上出产的冬小麦，以及来自拉多加湖的纯净水源。“它很纯净，你能闻到小麦的香味。”塔里科说。

　　俄罗斯享誉世界的出口产品不能只是AK47冲锋枪，还应当有俄国斯丹达伏特加，这是塔里科的心愿。除了占据俄罗斯高档酒市场的60%外，他的伏特加已经销售到世界上40多个国家，并且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俄国斯丹达公司生产的伏特加配方均来自于19世纪的俄罗斯化学家、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人门捷列夫，是他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专门配制的。塔里科希望俄国斯丹达伏特加品牌能在美国占据至尊位置。　　　　塔里科中国之行的一个目的就是亲身考察中国的市场。看到商场里购物的家庭主妇称赞他的俄国斯丹达伏特加，这让他由衷地感到高兴。而另一个让他欣喜的发现是，中国人大都知道伏特加来自俄罗斯。

　　但塔里科商业帝国的版图不仅仅止于此，而是横跨了两个领域——伏特加和银行。就在塔里科的伏特加面世的同一年，1998年，源自亚洲的大规模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随即引起俄罗斯银行业的重大危机。大批银行倒闭，通货膨胀严重，许多家庭毕生的储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迫使产品价格需要不断更新，塔里科的消费品帝国腹背受敌。这使塔里科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他要投资银行业。

　　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金融危机让大银行纷纷倒闭，平民百姓对银行信心尽失，而现在一个伏特加酒商想要从金融业分一杯羹、开办一家新的银行，俄罗斯的媒体无不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笑料来炒作。但塔里科看到的仍然是他那个简单的逻辑：不管人们生活多困难，人们还是想看到更好的电视机。那么何不借钱给他们来购买电视机呢？　　　　在人们的观念里，伏特加和银行毕竟是两件距离遥远的事情，不过塔里科认为这二者大同小异。“做生意无非是四点，第一是营销，第二是流通，第三是产品，第四是金融和管理。你出售什么并不重要。”塔里科说。“和搞科研不一样，做生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的语调里充满了轻松。他还打趣说，饮酒能给人带来快乐，到银行取钱亦如此，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

　　在塔里科看来，肆虐的金融危机也提供了一个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的机会。“这使我能以有限的资金进入银行业。大多数的银行都倒闭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从破产银行中离职的人，寻找工作。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准备了一些资金。在6个月的时间里我完成了准备，在银行业投入了2000万美元。如果你现在要在中国向一个好的银行投资，可能需要10亿到20亿美元。1999年的时候，俄罗斯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就是能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他说。　　　　他以伏特加公司的名字为银行取名为俄国斯丹达银行，开俄罗斯金融界消费信贷的风气之先。按照苏联时代银行的工作风气，人们往往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申请到贷款。但塔里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信用评估体系，只要有工作收入证明，只要有护照，便能在15分钟内获得贷款。他还将信用卡销售柜台设置到各个商场的收款台附近，向消费者介绍信用卡的好处。接下来的结果就是贷款者如潮而至。

　　当塔里科最初准备发行信用卡业务时，很多人劝诫他说，俄罗斯伪造证明文件的情况非常猖獗。如果人们花50美元便能伪造一份护照，申请到500美元的贷款，他们怎么还会偿还这笔款项呢？但塔里科的逻辑是，一百万人里可能会些许犯罪分子，但绝大多数的人是诚实的，会努力工作，偿还贷款。“我会以很通常的逻辑来做决策，不要给我复杂的数学模型、收益率、价格机制等等。我是个简单的人。”塔里科说。

　　事实证明塔里科的简单逻辑是对的。塔里科的消费信贷银行让消费者重拾信心，许多俄罗斯人就是借助他的银行买到了各种新式的家用电器。用塔里科的话说，这就是“把索尼公司和消费者连接起来”。从1998年起，在高涨的国际能源市场的推动下，俄罗斯经济的元气也开始迅速恢复，并呈现勃兴之势。最开始的一切嘲笑和疑虑都被塔里科的成功所打消了。

　　现在俄国斯丹达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消费信贷银行，在世界上位居第四位。它拥有2000万客户，占据俄罗斯信用卡市场的73.8%。虽然一些美欧银行有意收购塔里科在俄国斯丹达银行的股份，但他现在仍不想出售。和伏特加不同，这个银行的业务将主要集中于俄罗斯国内。　　　　有了这样的业绩，塔里科完全可以归入俄罗斯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之列。塔里科的一掷千金也令人联想起其他俄罗斯富豪。他以1500万美元从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妻子那里购得撒丁岛上的一栋别墅，他还拥有豪华轿车、一艘游艇和一架私人波音737飞机。但与一些通过腐败的国有企业改制发家的俄罗斯富豪不同的是，塔里科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人。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虽然他在欧洲拥有别墅，但他还是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俄罗斯，这样他可以每天在住宅附近的森林里跑步。

　　除了莫斯科的森林，鞑靼斯坦也有一片森林，那关系到塔里科儿时的天真梦想。他说，他小时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亿万富翁。“在苏联时代那是不现实的，1000卢布 (当时相当于约1500美元)就是很大一笔钱了。”他经常和自己的狗一起在森林里散步，他的愿望只是在一座大城市里，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认识的人物。

　　或许在未来的北京街头，塔里科也不再是一位陌生人。

　　访谈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情况，有些人非常贫困，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寡头，你认为你是一个寡头吗？

　　塔里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评判。我相信我的故事是非常美丽的。我以一己之力创业，没有借助任何人的恩赐。当人们想叫我寡头的时候，我不喜欢这个称呼。我是一个通过工作获得成功的商人。人们为什么不把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称为寡头呢？他们可要比我和其他俄罗斯人富得多。我只是每天辛勤工作，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和别的勤劳工作者有多大的不同。

　　经济观察报：你少年时代曾经是一名少先队员，你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的？

　　塔里科：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主意，但不幸的，它并不总是行之有效的。也许它太理想化了。人们总是需要更多的钱，更好的电视机，人们不想贫穷，不想千篇一律。所以不幸的是，它在我的国家完全失败了。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这个国家有悠久的传统，但也有共产主义的历史，你认为哪方面的力量是更强大的？

　　塔里科：共产主义的文化只是很短的时间，而俄罗斯传统长得多。一般而言，文化不会为意识形态所代替，和文化传统相比，意识形态是很脆弱的。文化涉及到人类的价值、规则和民族的历史。现在只有很老的人还在相信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年轻人信仰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

　　经济观察报：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塔里科：苏联的瓦解是很令人悲哀的一件事。我仍然认为苏联是个好国家。它有辽阔的疆土、众多的民族和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看看苏联，只有俄罗斯还不错，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国家的境况都不佳。也许是因为它们太小了。苏联的解体是一场悲剧，我认为最理想的结果是苏联逐渐向一个民主国家前进，但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

　　从另一方面来讲，尽管我非常尊重美国的政府模式，但我并不认为美国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俄罗斯辽阔的国土、悠久的历史和其境内上百个不同的民族，决定了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我们的中央政府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并不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人在受苦，他们拥有自由的经济，政府还通过投资长期项目来向人们提供帮助。10-15年前，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模式，但现在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能抵挡得住亚洲或东方模式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表现现在要比许多西方国家好。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近年来经济表现不错，你对俄罗斯经济的未来如何看待？

　　塔里科：俄罗斯的经济未来很光明，原因很简单。油价近几年来大幅度增长，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是一种最容易的方式。其他的产品你要辛勤工作才能卖到更好的价钱，石油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偿还了外债，央行也有大量的

外汇储备。我也很乐观，因为俄罗斯人很有天分，他们教育良好，也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现在即便油价开始下降，俄罗斯也已经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因此不用担心。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经济观察报：你对当前的俄罗斯政府如何看？它的政策是否对商界有利？

　　塔里科：这是一届很好的政府，里面有很多有天分的年轻人。现在俄罗斯政府非常开放，效率很高，也非常民主。现在的政府和过去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我每天都在和它打交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政府。

　　经济观察报：但媒体上有很多批评，说俄罗斯政府正在重新走回极权主义的老路。

　　塔里科：我不认为俄罗斯政府在重新走向极权主义。许多新闻记者问我，俄罗斯有没有自由和民主，我的回答是，只要我的行为是合法的，没有人会规定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的个人自由没有受到损害。现在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在改良，犯罪状况得到缓解，医疗和教育情况在转好，政府也在不断讨论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现在俄罗斯是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之一，是个税收天堂，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自己的政府呢？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位俄罗斯的成功企业家，你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也是为这个国家负某种责任？

　　塔里科：经常会有记者问我，“你是否爱俄罗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像是问我是不是爱自己的母亲。俄罗斯给了我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给了我市场机会，她给了我一切。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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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