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借资本之力解放艺术生产力

　　苏娅

　　我们给电影附加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背着很多东西拍电影，文化的、思想的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都加进来了，结果电影弄得负担很重，拍出来以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因为你首先一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看不进去啊。他怎么会接受你宣扬的观念、道德呢？思想的、社会的东西是文化的范畴，解决面上的问题，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2008年对于中国电影观众而言可算是值得期待的年份，仅中影集团投资制作的影片就达十部之众：陈凯歌的《梅兰芳》、吴宇森的《赤壁》、周星驰的《长江7号》、陆川的《南京，南京》……中影集团试图“重拳出击”华语电影市场的气势初见端倪，其中的核心推动力绕不开一个名字——韩三平。

　　电影圈里叫他“三爷”，谈论此人得把时间回溯到1975年，那一年22岁的韩三平以照明工的身份被招入峨嵋电影制片厂，在照明工、场记、副导演、艺术中心主任、导演、副厂长等多个岗位摸爬滚打多年。1994年，韩三平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漂亮转身。然而，韩三平接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职位的时候，正是中国电影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变的低谷期，韩三平如何对中影集团这个中国最大的国有电影企业实施改革？而未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阻力何在，方向何在？

　　上周，韩三平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观点鲜明地谈道：中国电影产业的支点和基础是票房和观众，而着力打造以《梅兰芳》、《赤壁》为代表的一批“拳头产品”，以此打入国际电影市场，是未来几年中影集团发展策略。

　　艰难的改革期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90年代初，你接手北京电影厂的时候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低谷期，这么多年走过来，你感觉中国电影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韩三平：我做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时候，中国电影还处于计划经济那个状态，非常困难，从创作的理念、运作方式到观众都处于非常萧条和贫乏的阶段，所以中国电影亏损很严重，大面积亏损，高额度亏损，但是一批中国电影人还是坚持在电影阵线。那时候非常艰难，甚至工资都发不出来，到了冬天暖气费都没有。现在有了很大好转，观众开始看电影了，喜欢看电影了，特别是对国产电影，经济收入成倍增长，好干多了。所以我还是对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充满信心。

　　因为华语电影有广阔的市场，或者讲华语的老百姓都喜欢看华语电影，这个基础不得了。但是电影人不要辜负了华语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望。你不能说因为要看中国电影，不论你拍得好不好我都要看，华语的观众也有各个语种的选择性。商业性、思想性、观赏性都得要俱佳。现在华语电影缺乏那种观赏性极佳，又有一定艺术档次的好作品。

　　《第一财经日报》：你原来做导演，后来做电影厂厂长，这种由身份转变带来的思考问题的角度转变最突出的不同是什么，或者说你刚做电影厂厂长的时候在想什么？

　　韩三平：如果要说对中国电影有使命感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上世纪90年代初，那是中国电影业最不行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原来最早搞电影做照明工，后来做导演，再后来因为需要做了电影厂厂长，就不得不从产业的角度来考虑电影，而且也不能从一部电影来考虑。90年代初中国电影在艺术上有成就，但是电影光有艺术成就是远远不够的，电影的支撑点和基础是票房和观众，而不是奖杯、奖状。

　　当时，中国的电影业困难在哪里？在于没有票房，没有产业收入，卖不回钱来，绝对没有哪个有钱人拿钱来支持电影——作为公益事业。它是个产业，需要大的投资，因此需要高的回报才可能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你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瓶颈”是什么？

　　韩三平：刚接手的时候，最困难的是把全集团的机构、观念、思想、具体的管理规定迅速调整到市场经济上来，非常困难，但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从董事长到每一个员工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在做企业，他们的产品是要卖回钱来的，企业是要有利润的，离开了这一点企业没有生命力。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应该说还是有成效的，国家和政府提出了“电影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只要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企业、调整我们决策层的观念和思想，调整我们的具体做法，国有企业也好，国有电影企业也好还是很有前途的。

　　中国电影面临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电影产业在市场和资金两个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问题，那么它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

　　韩三平：最薄弱的环节还是一个整体观念。从编剧、导演、演员到投资、营销、销售各个环节都要树立这样一个牢固的观念：我们拍的电影是给观众看的，观众看不看他是有权选择的。华语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好看的不多，美国人可以拍出《变形金刚》这样的电影，可我们没有。

　　我们给电影附加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背着很多东西拍电影，文化的、思想的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都加进来了，结果电影弄得负担很重，拍出来以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因为你首先一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看不进去啊。他怎么会接受你宣扬的观念、道德呢？思想的、社会的东西是文化的范畴，解决面上的问题，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所以中国电影娱乐第一，或者说加强中国电影的娱乐性，就是两个字：好看。

　　《第一财经日报》：有观点认为，中国电影如果光有几个大片导演撑着，每年拍几部大片，这样的局面也不容乐观，缺乏中、青年导演群体的基础是否也很危险？

　　韩三平：我们为什么需要年青导演迅速起来，一个是从持续性的发展角度考虑，中国电影业还处于相对弱势和落后，特别是和好莱坞相比较，他们的设备、设施、制作力量确实比我们先进，我们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地把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成跟民族和国家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产业。

　　而且我们不能光有目前能拍大片的导演，仅仅有这些导演是不够的，就那么十来个导演、七八个男演员、五六个女演员想把中国电影产业撑起来是有困难的，我们还得有一批优秀的导演。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要有30个国际上知名的导演、10个国际上知名的男演员、10个国际上知名的女演员，每年要有30部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地位的华语电影，五六部不够，跟我们的大国地位不匹配。有上述规模和档次的中国软实力才真正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人才。优秀人才需要挖掘和开发，更重要的是培养年轻人。

　　《第一财经日报》：在培养年轻一代导演方面，你有一个著名的“套餐理论”，能具体谈谈吗？

　　韩三平：培养人才，你必须要在经济上摸索到一个可行性的方案，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培养人才拿出很多钱来做实验，所以必须将他们的成长阶段和市场联系起来。过去如果单打一地培养年轻导演，现在看来有问题，我们给年轻导演准备一个“套餐”：先拍一个七八十万的电视电影，求得经验，找到感受，然后再给他拍一个300万左右的高清数字电影，这个已经进入院线。然后再让大家做一个500万、600万的胶片电影，他们都很迷恋胶片，我跟他们说为什么要拍胶片？就拍数字不行吗？他们说：“韩总，还是觉得胶片好。”年轻人也有想拍胶片电影的传统。我们不断在这个过程中判断、作决定，要不要走下一步？如果一个年轻人能把这三部戏都拍完，我觉得就基本成了。

　　再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电影是年轻人拍的，进电影院的观众8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谁更了解他们？当然是他们的同龄人，跟他们年龄相近的编剧、导演最能够创作出跟他们兴趣相契合的电影来，所以我们大量起用年轻导演和编剧。今年中影集团签了46个青年编剧和导演，他们的创作热情和精力旺盛极了，这周说你这个本子得改改，下周就改好送来了。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方便透露一下接下来中影集团会有哪些重要的投资计划？

　　韩三平：明年中影集团会有十部这样的大型影片投放到市场，吴宇森的《赤壁》、陈凯歌的《梅兰芳》、周星驰的《长江7号》、陆川的《南京，南京》都开拍了，有些已经拍完了。我们集中了优秀的导演、演员，集中了比较充足的资金、技术和艺术力量，还是想为中国电影生产出一批拳头产品，集体式地亮相，我希望这一批电影是艺术层次比较高、观众也爱看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