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筑作为礼颂生命的形式

　　以建筑作为礼颂生命的形式

　　秋实

　　无论是万科对于当代建筑之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探寻；还是俞孔坚为传统力量在今日建筑规划界的消泯而奔走疾呼；抑或是数十年前梁思成即对建筑之于民族性的断语，我们都能从中意会出他们对于建筑人文的一种深刻体察，而独立于人之价值以外的建筑是从来没有的。相信这就是万科将建筑作为礼颂生命的形式而加以坚持的根本理由

　　“基于对生命的洞察，我们看到为人而存在的建筑本质，所以让人成为唯一的尺度；我们敬畏生命的不屈，所以在生态异常脆弱的今天，让建筑顺应自然共同成长；我们珍视生命的可持续，所以保留更多的生活记忆，让建筑获得人文的滋养。万科，以建筑的形式，向生命致敬。”

　　这是万科对建筑生命的赞颂，它充分表达了万科对于人乃至对人自身价值的终极认同与追索。而在数年之前，与之相类似的讨论已经在建筑规划界广泛展开。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自回国以后，就一直致力于对复兴中国城市文明的宣讲。在他看来，中国的景观与建筑设计必须怀抱两大危机意识：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设计和创造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种新伦理体现在尊重平常与平民，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以获得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同时，从规划角度而言，

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城市活力，城市规划必须围绕促进和保持活力来做文章：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催生和促进大城市的不同地区中的人及其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而要实现城区功用的多样性，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必须有两种以上主要使用功能、小街区、不同年代的旧建筑的同时存在、足够的人口密度。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促进连续的街道邻里网络的形成，它是城市孩子们可以安全健康地成长、大人们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间，是

和谐社会的基础空间结构。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打破对城市物质和社会结构有破坏作用的真空边缘带，它们往往由功能单一的设施和机构所造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市民对大城市和城市分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通过为原居民的就地脱贫和发展创造条件，来实现城市贫民区的脱贫，而不是靠“阉割手术”式的、集中安置和大规模拆迁来解决，那样只能使贫民区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扩散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治标不治本。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珍惜和呵护已经形成的基于功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避免某种强势功能排斥其他有共生关系的弱势功能，导致其向功能的单一化趋势演化。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彰显反映城市功用的城市视觉秩序，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与功能不符或者有碍功能的城市化妆。

　　正如今天的马克思故居中依旧生活着燕妮的后人一样，中国当代建筑是否能够同样承载传统的精神力量并延及后人，始终是影响我们这一代建筑领域的根本性话题。

　　而早在四十年前，梁思成就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写到：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建筑既是承载我们生活的外衣，同时也是我们加诸精神与道德印记的地方。无论是万科对于当代建筑之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探寻；还是俞孔坚为传统力量在今日建筑规划界的消泯而奔走疾呼；抑或是数十年前梁思成即对建筑之于民族性的断语，我们都能从中意会出他们对于建筑人文的一种深刻体察，而独立于人之价值以外的建筑是从来没有的。相信这就是万科将建筑作为礼颂生命的形式而加以坚持的根本理由。

　　当我们看到“惊世之作传世大宅”之类的推广口号，可以发现其与人的关联度是微弱的，与物质的关联却被异乎寻常地凸显出来。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类似的口号充斥于整个住宅开发业。我们所创造的居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无论是物质还是心灵的，却少人问津。或者说，这些口号迎合的社会趣味已不再是我们曾经秉持的建筑道统，而是在另一个维度上将中国当代居所的意义与价值发散得愈加稀薄。这样的住宅或许能以“价格”惊世，却终究难以品质乃至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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