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安：南开治理指数引领公司治理创新

　　冯迪凡

　　“中小企业目前急需建立一个以企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为基石，通过指数形式客观、系统和准确地反映和评价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变化和状况的指数评价系统。”

　　在回忆起创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大师何廉那一代“海归”时，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生出万千感慨。1928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就是彼时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作出实际调查的先驱性本土化进程。

　　或许是受到前辈的启发，我国首位管理领域长江学者李维安成立了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数　(CCGINK)、中国公司治理股价指数、中小企业经济发展指数，并在滨海新区将要建设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柜台交易(OTC)体系中，承担对申请参与交易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的审评。

　　2007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向李维安及其团队发出邀请，对中国公司治理披露状况进行研究。并邀请他11月在日内瓦会议上报告相关研究成果。

　　在启程前往日内瓦之前，李维安在南开大学商学院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公司治理评价指数的诞生

　　20多年前，李维安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适逢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李维安以此为研究方向，探索转轨经济落实到企业，从行政型治理如何向经济型治理转变之议题。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维安以对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问题的创新性研究获得日本庆应大学商学(管理)博士学位，这是该校130多年首次将这一荣誉授予中国内地学者。

　　获得博士学位后，李维安谢绝日方邀请返回母校执教，将南开大学商学院建设成为拥有七个博士点、从MBA、EMBA、MPCC到工程硕士项目管理学科一应俱全的学院。

　　现在，天津地区每年报考MBA课程的人中，70%~80%都会选择南开商学院。南开商学院为天津滨海新区培养了大量管理人才，负责天津空客A320总装项目的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海山就是李维安口中的得意学生。

　　在谈到自己建立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时，李维安的骄傲之中有着爱惜的神情。

　　经10余年磨砺，2001年，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提出并组织制定了《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被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联合推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所吸纳。

　　在2004年，李维安及其团队首次发布“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数”，从股东权益、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6个维度，构建了由80个数据点支撑的，包括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

　　“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保监会、CCTV都利用此指数衡量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李维安介绍说。

　　在该指数实际使用之中，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证券公司和交易所把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公司拿出来做评价指数，发现最终跑赢了大盘。”李维安表示。

　　基于此，李维安及其团队又在CCGINK之上开发了中国公司治理股价指数，指数基期为2004年12月31日，基期指数为1000点，并从沪、深A股市场中挑选100支治理较好的公司作为成分股。

　　从包括控股股东的行为、董事会的作用、经理层、信息披露的排名等方面，提供一个投资者、监管部门、企业对公司治理的客观评价的标准，且可以有效关注公司治理溢价。

　　李维安特别向记者强调此指数的第三方公正性问题。“指数邀请部委和行业协会参加就是要维持其公正性，我们要坚持非营利、连续性、大样本的特性。”

　　指标评价软件化的实现则通过“公司治理计分卡”的方式从企业内部的视角出发，为企业个体提供咨询。

　　中小企业融资凭证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重点内容之一即为金融改革。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方面，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多次强调要开办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关于天津OTC的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等问题，一直为市场所猜测和反复讨论。

　　李维安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将承担评价准备在天津OTC交易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情况的工作。“可以说，公司治理是评价其是否能够进行交易的根本标准。”他表示，“我们拥有一票否决权。”

　　李维安及其带领的南开大学治理中心在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评价方面颇有心得体验。

　　在2005年中国中小企业经济发展指数(SMEI)出炉之前，企业百强、五百强等评选一直占据评选方式的主流。李维安表示。

　　在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超过50%的今天，资本市场如何满足其融资需求，支持其发展，是各方都期待能寻找解决方案的议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共识，但是最好的企业不愁贷款。”李维安表示，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中小企业目前急需建立一个以企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为基石，通过指数形式客观、系统和准确地反映和评价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变化和状况的指数评价系统。”李维安表示。

　　在筛选样本时，来自国内23个省市800家的中小企业，回收样本548个中，最终确定有效成分企业309家，原因即在于部分企业的财务不规范，出现异常值而无法填写，这样就不能让股东获得最大化价值。李维安表示，“这恰恰是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