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同志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民航工作作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重要批示50周年之际，我们在中国民航报社中国民航出版社社长丁跃的带领下，专程到上海拜访了原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胡逸洲同志。

　　胡逸洲，1928年3月出生于上海，1946年11月进入中央航空公司当学徒，后任机械员，1949年在港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新中国民航成立后，先后在民航中南管理处、天津机务队、中苏民航、北京民航管理处机务大队、民航北京管理局、民航总局工程部等单位任职，1983年3月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1985年3月至1991年3月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们如约来到胡局长位于上海古北的寓所。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年近8旬的老局长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告诉我们，虽然离开工作岗位已经十多年了，但民航情结始终在胸，民航的发展变化始终是他最关注的事。作为新中国民航发展的见证人和一个时期中国民航的掌门人，胡逸洲局长对民航感情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当我们提到现在全民航正准备隆重纪念

周恩来总理对民航工作重要批示50周年时，胡局长告诉了我们周总理批示产生的历史背景。原来，1957年，民航局在中缅通航一周年时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总结报告。周总理在仔细看完这个报告后，对民航工作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批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胡局长说，这是对民航工作的科学总结，说明周总理对民航工作的特点认识得很深刻，说到了点子上。搞

航空运输，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要不谁敢坐你的飞机。民航是为旅客服务的，态度要好，要文明礼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还要不断改善，才能更好地满足旅客的要求，可以说，服务是没有止境的。飞行正常带有综合性，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会面临一些人们主观克服不了的问题，如天气、自然灾害等，因此正常是需要争取的，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

　　胡局长特别强调，新中国民航几十年的发展印证了周总理批示的科学性。保证安全第一是个综合性的大课题，不但要有好的飞机、好的维修设备，更要有好的管理、好的人才。在新中国民航成立之初，民航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安全、服务和航班正常，很不容易。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飞机，淘汰了老旧飞机，维修也引进了外国专家和管理，成立了合资企业。但人才、人的素质更重要，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保证安全。

　　胡局长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民航人才紧缺，大部分民航职工在不同程度上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民航事业的要求。飞行员训练用的是运五，维修设备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的，飞行员、机务员不认识英语。当时我就对美国波音公司说，你们不能光卖飞机，还应该帮我们培养人才。后来波音公司在民航学院办了几期维修班，全部是英文教材，用英语讲课，学员又被送到美国培训，全部拿到了FAA执照。我还对当时飞行学院的院长书记说，一定要让飞行学员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不会英语通话的不能放单飞。为改进飞行训练工作，胡逸洲还促使当时的南航领导决策建立了现代化的飞行模拟训练中心。当时还有人说，那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胡逸洲对此不屑一顾，他深知，这些东西并没有阶级性。如果不改善管理，不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飞行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胡逸洲局长指出，改善服务工作同样也离不开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人才。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还没有电脑订座系统，在国外订我们的一张票要等几个小时才能确认。这种服务水平谁还来买你的票？1984年，国务院批准立项，民航自筹资金，上马电脑订座系统，这个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先进的空管系统是保证飞行正常的重要一环，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利用日元贷款购买了大量雷达和盲降设备。当时波音747都有自动着陆系统，但由于缺少会使用的人才，因此飞机只能“暂时按I类标准起降”，这一“暂时”就暂时了5年。我们买了那么多先进设备都成了“聋子的耳朵”。1990年，首都机场才开始试行II类盲降，但一直“试行”到1994年才正式启用。所以当时民航总局领导层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即“现代化的航空事业，从飞机、通信导航到地面服务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人来使用、管理，就不可能发挥作用，形成现代化的生产力。”

　　在采访时记者谈到，近几年航班正常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如何做好航班延误后的服务也成为民航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胡局长认为，做好不正常情况下的服务，关键因素还是一线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遇到航班延误，一是要快速处理，二是要依法处理，对扰乱公共秩序的必须依法办事。关于前者，他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管理局任职时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一次，航班抵达首都机场后，因机械原因，行李一时从飞机上取不下来，旅客等得有点着急。情况报到正在值班的胡逸洲那里，他当机立断，先给旅客供应餐食，同时加紧修理故障。等旅客用完餐，行李也出来了，旅客很满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线人员在遇到意外情况时要有随机应变的快速反应能力。

　　胡局长告诉我们，周总理对民航的批示在“文革”中也曾受到过冲击。“文革”刚开始时强调“政治挂帅”，一些人跳出来贴大字报，批判“三句话十八个字”，说“把保证安全放在第一，把政治放到什么位置上了？！”1975年7月，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顿的指示，民航总局再次提出贯彻落实周总理重要批示。

　　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四人帮”在民航的代理人又跳出来批判说这是“搞唯生产力论”，不讲路线，只讲业务，“走资派仍在走”，在民航又一次造成了思想混乱。但民航几十年的发展事实充分证明了周总理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人心的，抓住了民航发展的“牛鼻子”。

　　胡局长还回忆起几次跟随周总理飞行的难忘经历。作为一个出色的机务人员，胡逸洲曾作为随机机务跟随总理专机去过非洲和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家。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总理就亲切地问：“你是两航起义的吧？”我感到总理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周总理是从战略上考虑民航发展的，因此他出国访问都坚持坐民航飞机。他很关心机组成员的学习，有一次周总理问乘务员CAAC是什么意思，乘务员答不上来，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习英语，现在我们还没有飞出去，但将来总是要飞国际航线的，不学好英语是不行的。

　　展望民航未来，胡局长充满信心。他说，国家经济要发展，离不开民航的高速发展，国家对民航寄予厚望，民航的发展前途无限。但中国要从民航大国变成民航强国的关键还是人才，高、中、低端的人才都需要，要重视职工的外语问题，多进行国际交流；技术人员要多派出去学习，开阔眼界。

　　胡局长认为民航要发展，还需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要与国际接轨首先要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规章制度。“1984年我和美国有关方面谈中美航空技术交流，了解了美方齐全的各种规章条例。1986年签订了中美航空技术协作备忘录。后来我们对规章制度更重视了，一系列运输规则、适航条例、暂行规定陆续颁布。随着形势的发展，过去的条例要修订，新的规章要制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另外，基础设施要跟上，胡局长强调说，现在各地建机场的积极性都很高，说明大家认识到了投资民航对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但注意不要盲目，现在号称“枢纽机场”的太多了。都要建枢纽机场就都不是枢纽了。机场建得再大没飞机来也白搭，只要有航线飞，能让客人方便进出就可以了。只要引进最先进的设施设备，建立健全并真正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有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民航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胡局长告诉我们，他1991年从总局局长位置退下来后，先当了三年民航局的顾问，又在全国政协工作了几年。去年6月正式回到上海定居。我们问胡局长的养生之道，他说也没有别的，就是要多活动，加强锻炼。年近八旬的他，现在每天上午还坚持骑自行车，围着居住的小区跑几圈。另外就是要心胸豁达，淡泊名利，清廉自守。胡局长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家里的

客厅里和阳台上摆满了花草植物，而且长得非常茂盛，从中不难看到老人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除了活动，老人喜欢读报看书。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每天只看四张报纸，《人民日报》让他掌握全国的大政方针、《参考消息》让他了解国际大事、《新民晚报》让他知道上海的信息、《中国民航报》让他了解民航的最新动态。

　　他还谈到，华东管理局对老干部照顾得很好，老同志经常能一起活动。家中的《中国民航报》就是管理局老干部处给订的。他平时了解民航信息和各地民航的动态主要就靠民航报。他觉得现在民航报办得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希望民航报越办越好，成为民航与旅客联系的纽带。胡局长希望通过民航报向民航广大干部职工致以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共同开创中国民航发展的新局面！

　　采访结束，胡逸洲局长欣然为本报题词：“毫不动摇地执行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方针”，道出了老局长对民航人坚决贯彻周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的殷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