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锋：时装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叶滢

　　这一季，谢锋将带着他的新的系列“翔”再次在巴黎时装周上出现。

　　临行之前的工作是紧张的，他开始集中接受媒体的采访，工人们在赶制去做秀的时装。万达广场的某个楼层中，所有的工作都是密集进行，吉芬是一周六天工作，这是中国这个行业的普遍工作强度。

　　谢锋在他的办公室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拍照，设计师已经习惯了镜头前的姿态，中国的时尚媒体迫切地在寻找代言人，BAZZAR、VOGUE的中国版这些杂志，不吝版面地推荐中国时装设计师，从2006年开始，中国设计师的名字在巴黎、米兰、纽约开始频繁活跃了起来，而且，这一波的活跃也主要是以在国内发展的品牌为主，谢锋设计的JEFEN(吉芬)则是第一个在巴黎时装周上出现的中国名字。虽然大多是国内的品牌背景，从2007年的秋冬时装周来看，这些设计师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在比较设计师的风格差别的时候，谢锋说：“中国以后一定是比较圆熟的比较商业化的比较有文化这三者的结合，才是中国服装的原来面貌，但是这个面貌现在还没有完全显出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谢锋对于品牌的管理和运营往往要投入比设计更多的精力。这个初登巴黎时装周的设计师，和你谈论最多的往往不是时装的风格问题，而是全球时装市场的变化和中国消费者的需求。90年代后期，谢锋刚从国外回来时，面对时装工业和中国市场的现状，他曾经说；“设计师的作品难以成为消费品，设计师的理念更难被大众接受。”

　　此时，设计师们一边开始在媒体中扮演时代灵感缪斯的角色，但转回头，必须面对现实的工作环境，在对中国设计显然并没有太多支持和认同设计的大多数消费者，赢得他们的投票显然更为艰难。

　　他的时装地图

　　80年代，作为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专业的教师谢锋，那时常常需要连夜翻译日本的时装资料，次日给学生讲授。这位年轻教师带着在翻译资料时练就的日文，去了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学习。

　　在日本文化服装学院，老师让他们将形状不一的石头用布严丝合缝地缝制包裹起来，因为“人体是立体，而且如石头一样凹凸不平。但布料却是平面的，因此制衣的秘诀就在于把平面的布料通过剪裁和缝制变成立体的东西，以适应人体形状。”日后，在谢峰的成衣中，依然可以看到日本式对工艺的尊重，一条一千多元的小礼服裙，谢峰依然要求严格的手工扦边。

　　在日本乃至世界的时装史上都占有地位的日本文化服装学院，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是日本设计的策源地，谢峰所受的不只是技巧的训练，也有美学和生活方式的熏陶。

　　一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被带进东京帝国饭店的高级餐厅时，惊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生活”，也为自己穿着的不合时宜感到难堪。这是他的老师给这群年轻学生所上的生活方式课程。那些打着领结或穿着小礼服的用餐的顾客们，让谢峰看到，时装是基于怎样的生活样式产生的，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时候，设计的针对性就是空谈。

　　因为工作的NICOLE公司的安排，谢峰也曾经在巴黎高田贤三(KENZO)的工作室工作。谢锋回忆高田贤三的工作方式，“一次，高田先生从巴西回来后，马上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那桌上堆满了带回的碧绿的棕榈叶、鲜艳的花朵以及漂亮的土著饰品。他用一张巨大的半透明塑料纸盖住这些东西，然后向我们宣布：‘好好看看吧，这就是我们下一季的风格和感觉。’有同事打算揭起塑料纸，把底下的东西看个究竟，高田先生马上制止说：‘不要揭开，我们不要直接表现，要朦胧和含蓄，隐隐约约表现热带风光和植物，要浅淡和古朴。’”

　　“绚丽的热带植物和饰品来自美洲，崇尚自然和讲究含蓄却来自东方，以自己的本土文化为根本，融入其他自己感兴趣的文化元素，最终造就了巴黎时尚。”这样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后他带着自己的时装团队重回巴黎时，并没有以全然的中国风情为设计要素。

　　谢峰的时装地图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揽入了香港。为日本公司在香港工作的经历让谢峰真正亲历市场，也有机会接触珠三角发展中的成衣加工业和让他对生产工艺非常了解。

　　谢锋说：“意大利、法国大部分也是中国人在做，我觉得国内水平和世界上应该没什么区别。”

　　差距更多时候是在观念和管理环节，“大的公司不缺环节，有设计师、有企划部、有生产部，通过香港去跟单，香港再派到国内，工人只要你车直了，所以一个公司要成为一个公司，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服装是很多人做的事情

　　谢锋开始回国发展的第一步，并不是自创品牌，在与河北某个品牌的合作中，初回国的谢锋搬来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团队。“我特地从日本带来了三个助手，从香港请来专门的市场和企划人员，展开了系统的市场调研，又根据调研结果制定了一套全面的产品开发方案并开始实施。这完全是一幅正规军作战的严谨态度，但我那套国外去净的成熟运作模式也根本无法在当时的中国展开，从企业内部到行业配套，再到市场都不能支撑起这种操作，所以也就自然难有好绩效了。”

　　回国的初次试验让谢锋了解了上下文的不同。企业还没有适应这样专业化的运营，大多数消费者也没有着装场合和礼仪的需要，设计师在这样的现实中，面对的上下文环境是迥异的。

　　“而最痛苦的事却在于当我努力协调好方方面面再以极大热情创作出产品之后，这些产品却撞在了市场的坚壁上。其实从设计到销售，从秀场作品到市场商品，这中间需要许多环节的贯通与配合，包括企划、产品改造、销售渠道和销售终端的培养等内容。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通道。”

　　当JEFEN的消费者在面对一件谢锋设计的衣服时，并没有时间或者机会了解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个设计师如何在东西方的时装地图上游历，这个由意大利索必迪公司和谢锋合作建立的公司，采用的意大利面料公司提供的面料和版型，时装业的从业者会了解这两项指标对于一个品牌的重要，谢锋选择是介于本土大众成衣和国际

奢侈品品牌之间的中等偏高的价格，他希望他的消费者是和这个国家的变化一起成长的中上阶层，她们和他一样，没有可以凭借的传统习惯，自己的风格尚在变化摸索中，对未来保持乐观，并且雄心勃勃。而这样的消费者的存在和扩展，才是本土设计师可以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

　　从设计、生产、企划、销售到零售环节，成熟的时装工业是“服装是很多人做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中国方式

　　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服装工业兴起，1947年迪奥第一个高级时装展所推出的“新风貌(newlook)”系列是一个里程碑，这个时期，设计师自创品牌、欧洲服装公司开始聘请有才能的设计师，逐渐将时装业带入到设计师品牌的时代。欧洲设计品牌时代从起步到最终形成用了四五十年时间。到了90年代，欧洲时装业又向品牌多元化阶段发展，主流和边缘共存，风格活跃多元。而亚洲的日本从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一代影响世界时装的设计师，如高田贤三、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后起的日本拓宽了时装的版图，也同样在80年代末期完成了服装业的第二阶段，开始进入多元化的第三阶段。

　　而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时装能否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成就一代设计师，谢锋却认为中国更接近美国时装的经验：“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国家很大，我们可以感到日本的服装其实很纯粹，中国的服装以后会更接近美国，实际上体系应该是美国的体系，但是因为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所以应该是比美国更有品味，但是中国的体系不会像日本这么前卫。”

　　希望在主流的市场找到位置的JE-FEN，所选择的不是当年日本设计崛起时前卫鲜明的设计路线，而在七八十年代成长的设计师品牌，也没有面临今日跨国奢侈品集团对于资本和品牌的垄断以及HighStreetFashion对于设计的高速、大量的复制，谢锋用“时装帝国化”来描述世界性的时装版图。“在这样一个强大力量的背景的情况下，流行被垄断，你如果是特别优秀的设计师，但是你不加入到流行的话，你就会被边缘化。”而另一个困境是：“但你要完全推动流行，你背后需要强大的资本，像MarcJacobs要推动一个流行，他需要有强大的集团的推动，资本的推动，让全世界认可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可见的，留下的，就是走在时尚前列的这个力量。”

　　在这样的 “时装帝国化”的图景中，谢锋说，中国设计师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下，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两三年的时间发展自己，“2010年，中国设计师如果还没有在主流的市场建立自己的位置，就没有机会了。”这也是谢锋留给自己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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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