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推力

　　实习记者 刘铮铮 本报记者 姚峰

　　垃圾在特殊设计的垃圾坑内发酵，脱水，吊车抓斗将垃圾投放到焚烧炉中，助燃装置喷油，烈火熊熊燃烧。废物在烟里消失的同时，电能生成。

　　望着这垃圾焚烧发电的经典场景，忙碌了一年的纪涛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纪涛是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的负责人。他的公司刚刚完成了一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都受益的事。

　　8月下旬，泰达环保与荷兰国际能源系统公司就天津贯庄垃圾焚烧综合处理项目签订了碳减排购买协议。这是全球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CDM机制让发达国家用资金购买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以履行《京都议定书》下达的减排指标。但在此之前，因为国际上缺少计算出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标准，所以尽管是典型的节能减排项目，垃圾焚烧发电却从未有过进入CDM市场进行碳交易的记录。

　　最近，这一局面改变了，这源自纪涛和他的同事完成的“垃圾焚烧发电方法学”。今年5月份，该方法学获得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的正式批准，这意味着今后全球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参与碳交易有了一个参照标准。这个新能源产业从此将获得巨大的推力。

　　财富之门

　　为了让富国承担更多应对全球变暖的历史责任，《京都议定书》要求工业化国家从2005年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但工业化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是，《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灵活的交易机制：工业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一些具有减排效果的项目，购买这些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然后算进工业国自己所完成的减排任务当中。

　　这样的交易，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成本优势，从工业国那里获得发展这些环保和新能源产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这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

　　“CDM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拿到大约几百万欧元的额外资金支持，降低企业开发项目的融资风险，提高利润率。”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峰说。

　　《京都议定书》规定，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至少要延续到2012年。李俊峰据此推算，CDM项目至少可以给中国的节能减排企业带来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机会。

　　但是，这一美好的双赢安排，却遇上了技术上的障碍——方法学。

　　泰达环保是天津最大的固体废弃物处理企业。2003年7月，公司在天津双港开始动工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工不久，《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泰达环保的老总们认为这对电厂的融资是一个大好机会。

　　垃圾焚烧发电既可替代其他发电方式减排CO2，还能消除或减少垃圾填埋后产生的CH4排放，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CDM项目。双港电厂完全有条件成为CDM交易的受益者。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技术要求高，基础投资大。比如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5.8亿元，回收期长，是一个微利项目，但如果把减排量拿来换取国际资金的支持，获利前景就会好得多。

　　于是，泰达环保开始了艰难的申报进程。

　　方法学瓶颈

　　但他们很快就犯难了——要把一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易，首先就要清楚这个产品有多大的数量。可是，CDM交易的减排量是一个尚未生产出来的产品，因为交易是在项目建成之前就进行的。而要事先确切地计算出电厂建成后可以减排多少吨温室气体，这可不是件容易事，需要一套测算的标准。方法学，就是计算减排温室气体数量的测算方法和标准，是CDM交易的核心规则之一。

　　可是，在双港电厂建设的那几年里，国际上关于垃圾焚烧发电的方法学完全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人做这个事，”泰达环保研发中心负责人纪涛说，“之前别的业主、机构都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方法学就无法对减排量进行确切的计算。通常，只有未建成的发电厂才有资格申请CDM项目，2005年5月，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资格申请却还没有跑下来，这就意味着双港项目与CDM失之交臂。

　　泰达接下来还要开发更多的垃圾焚烧电厂。如果方法学一直是空白，那岂不是永远与CDM交易无缘？

　　“等待别人完成方法学遥遥无期，也没人愿意做这个事情，不如干脆我们自己来干。”泰达环保研发中心的负责人纪涛说。

　　于是，2006年10月，泰达环保下定决心，自己来完成“垃圾焚烧发电方法学”。这时，公司规划中的第二个垃圾焚烧发电厂——贯庄垃圾焚烧综合处理项目即将在2007年开工建设，马上动手还来得及。

　　清华大学核研院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及时施以援手，对纪涛他们提供了方法学技术支持。

　　“我们采用一个计算方法。”清华大学核研院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刘德顺说，“就是假设在不建设这个垃圾焚烧电厂的情况下，建一个发同样这么多电的燃煤电厂，或者用别的方式处理同样这么多的垃圾，将会产生多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样就把减排量测算出来了。”

　　这方法听起来并不复杂，为什么一直没有其他国家抢先一步？

　　“一个原因是前期研究工作耗时很长，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另一个原因是去EB注册就像是在打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成本太高。”荷兰国际能源系统公司北京分公司研发部经理张奕萌说。

　　按照规定，CDM项目必须在EB获得注册后，其产生的减排量才有效，而申请注册时递交的项目设计文件中所采用的方法学，也必须经过EB的正式批准。EB每两个月开一次会，对全世界送来的方法学提案进行审议。通不过就驳回，修改后送来如果不合格再驳回。来来回回，是一个耗费心力与体力的过程。

　　通常第一次送审都是不能通过的，泰达提交的“垃圾焚烧发电方法学”提案也是送审两次才得以通过。

　　因为牵涉到方法学的问题，虽然张奕萌的公司经常同时运作三四十个CDM项目，贯庄项目却持续了将近一年，是耗时最长的一个。

　　贯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日处理垃圾将达1000吨，年发电量将达1.1亿千瓦时。按照最新获批的方法学估算，该项目10年期将减排二氧化碳120万吨。按照合同，荷兰国际能源系统公司对贯庄项目每年的减排量“有多少就购买多少”，以不低于8欧元1吨的碳价计算，泰达环保将获得接近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垃圾焚烧发电方法学，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企业主导制订的CDM交易标准，”纪涛认为，它为今后全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CDM交易规则制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漫长的变现

　　事实上，中国企业参与CDM交易，现在普遍面临着方法学瓶颈。

　　2006年6月，国家发改委组织五大电力集团召开会议，希望能够完成超临界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CDM项目的方法学。2007年初，初稿完成，但送至EB审核时经过两轮讨论都未能通过。因此短期内，中国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都无法申请成为CDM项目。

　　截至2007年7月，中国注册的CDM项目占全球CDM项目年减排量的44.3%，居世界首位。但自深圳1997年开工建设中国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来，虽然每年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垃圾焚烧发电厂兴建，这种完全符合节能减排理念的发电方式10年来却从未得到过CDM资金的支持。

　　统计显示，工业化国家为完成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承诺，在2008~2012年的5年里，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4亿吨CO2当量的温室气体。而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其中约合1亿-2亿吨CO2当量的温室气体。

　　荷兰国际能源系统公司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CDM项目的国际买家。张奕萌透露，在做贯庄电厂项目的同时，公司正在和浙江、山西等地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接触，准备购买更多的减排量。

　　“公司的购买战略表明，CDM项目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张奕萌说，“现在等待的就是方法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