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激辩达娃之争 握手言和是解决之道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达能与娃哈哈产权之争由一起普通的产权商务纠纷，迅速演变为一场事关民族品牌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等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如今，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强地碾过“达娃”之争的喧嚣：对经济界来讲，达娃之争是典型的商战范本；而对法学界来说，由于新公司法实施不到一年，达娃之争的若干法律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娃哈哈、达能集团的合资之争由口水战逐步转向法律战，早些时候媒体热议的话题如“强行并购”、“反垄断”、“保护民族品牌”等开始转为“出资是否到位”、“商标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阴阳合同的法律效力”、“商标局的内部答复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出资形式可否由商标转让变更为商标独占使用”等法律问题上来。

　　中国外资杂志社日前举行了以“后WTO时代的外资并购重组及法律、政策”为主题的“中国外资专题论坛”，来自

　　论坛上半场，金思宇、张树义、邢厚媛、时建中、陈涛涛等专家分别就并购文化问题、全球化生存、外资并购与国家安全、反垄断控制、FDI对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影响等主题做了综合讲演。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发展战略专家委员、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员金思宇教授认为，“企业并购是一种商业行为。根据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和政策，外国公司在并购中国境内目标公司时并无承担避免同业竞争的法定义务。同时，在看待外资并构时，我们也不应把企业并购行为政治化。达娃纠纷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并购中的博弈所产生的法律文化冲突问题。跨国并购的文化冲突终将导致失败，但不应轻视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融合和再造问题。保护民族产业和知名品牌是企业公民的崇高责任，但不应把它理解为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树义做了题为《国际化生存———达娃之争的启示》的精彩演讲，他指出：加入WTO后，国内企业生存环境改变了，涉及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制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生存和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达能和娃哈哈之争，娃哈哈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在国际化生存背景下，光搞民族主义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习惯于举这个大旗呢，因为中国近代有它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历史，靠的是民族主义，我们的经验也是民族主义，所以不奇怪他拿这个武器来调动国人的情绪了。国际化生存之道就在规则，世贸组织就是靠规则的一个组织，从达娃之争可以看出，我们国内企业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个人化、家族化和情绪化，还有就是没有商标产权意识。规则的管理要讲理性的，不能讲情绪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讲个人的友情感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在民族主义下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些东西和国际化规则的生存之道是相悖的，我们要反思具体的事件中有哪些冲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使用这把剑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专题研讨阶段，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达娃之争”涉及的外资并购中的同业竞争、并购中的商标权和外资并购中的垄断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针对同业竞争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王洪亮认为，达能与娃哈哈的对抗所昭示的核心问题并非中外之争，也并非民族主义的问题，其本质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与市场自由化的问题，即经济中的基本自由的问题。作为国家、立法者如何看待经济中的基本自由，作为企业，如何在自由中选择规则、运用规则。达能与娃哈哈集团之间的争议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有保护劳动就业、地方公共利益、经济安全以及地方政治形成自由之必要，就需要通过若干经济立法加以保护。企业在合作、交易过程中，要参与规则的制订，要尊重、遵守规则。在出现纠纷时，要根据规则进行解决。企业要在规则中生存、竞争、壮大。

　　在商标权的探讨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徐阳光认为违约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要确定谁违约的问题；同业禁止只是派生的诉讼技巧方面的问题，关键是证据和事实的认定问题；如何维权和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只是后果问题；垄断问题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官方审查的问题。只有商标权问题是根源与核心，合同文本的效力与此密切相关，并派生出出资不实与契约精神等问题。因此，在众多的问题中，商标权转让是根源，并购只是导火线。

　　针对跨国并购，法学博士、GE(中国)有限公司法律政策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兼职研究员张兴祥认为，跨国并购是正常的企业行为，不宜过分渲染“外来者”身份。在看待外资并构时，我们也不宜过分渲染“外来者”身份。市场份额大并不意味着垄断，达能离垄断的距离还非常遥远；而所谓民族品牌并非法律上的概念。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

　　专家认为，不管是从维护品牌形象，还是从发展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角度出发，娃哈哈与达能要实现由双输到双赢的转变，握手言和是最佳的解决之道。本报记者 王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