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重科改制的示范效应

　　文/苏小和

　　毫无疑问，中联重科在制度革新、并购重组等方面的经验，对湖南本土企业建设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尤其是企业产权制度建设，湖南大量的国有企业将因为中联重科的成功之路有所启发。众所周知，产权是否清晰地落实到每一个自然人身上，是检验一家企业是否属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最重要的标准，同时也是检验这家企业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之一。

　　我们跳出湖南，把目光集中在江苏、浙江等经济结构相对合理的发达地区，就能看出企业产权制度建设对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围绕企业的产权制度及其发展效应，我们对江苏苏南地区和浙江两地的企业产权归属进行了抽样调查，同时把它们与处在内地的湖南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小范围的比较。浙江、江苏、湖南企业的产权制度抽样比较表如后表。

　　具有企业产权知识的人知道，所谓苏南模式，说的是江苏南部一大堆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簇拥而成的经济带，并与浙江温州、

义乌等地的纯粹民间企业形成制度上的比较。以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学理看，苏南模式显然是不具备制度意义，诺斯关于“有效率的财产权”的表述，声明企业的基本建构，乃是基于自然人的财产权，以及财产权意义上的效率。多年以前的苏南企业，不具备清晰的财产权，随之便是效率的式微。在寻找苏南模式消弭，而温州模式兴盛的原因时，有人在所谓文化，地理，政治生态，观念等等诸多层面徒费精力，而将财产权这一制度要义于不顾，事实上真实的原因就在这里。读过《江村经济》的人必然知道，苏南地域与温州地域相比，苏南显然更具有市场无意识的积淀，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苏南和温州在选择企业路径时，却导致今日苏南企业发展的奇怪格局。由此，我们认为，产权问题是企业建设的第一问题，没有解决产权问题的所谓企业，事实上还不具有企业的基本要素，通常只能称为准企业。现在，我们对苏南企业进行分析，忽然发现这些准企业这些年事实上一直走在通向企业的道路上。当年成堆的不具备产权制度的苏南企业，在经过多年的消耗之后，其中的一大部分已经把自然人的名字刻在了企业之上，今天的苏南企业已经群体私有化了。

　　私有化之后的苏南企业群，应该是不容小视的，由于解决了产权问题，他们的后发优势当然强猛。总体看，今日苏南企业个体，明显比温州等地的企业更具有集团优势，不似后者的星星点点，零罗棋布。在这样的格局下，江苏人谈集约化，谈品牌的扩大化，大有信心满腔的气势。但另一个因素也有必要提出，即由于苏南模式的思维定势，今天的江苏企业群里，还存在着巨大的官商联合意识，即便市场因素大为增加，但与温州人相比，苏南人的官本位思潮就象他们的农民思维一样，难以根除。

　　把视野拉宽一点，比较一下湖南企业，会更有意思(见右图)。湖南经济的主体由一批国有准企业支撑，私有企业在这里还比较少，远大集团算是一个，三一重工也算一个。总体上看，企业的产权制度建设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因果关系。浙江的企业产权制度建设是走在国内前列的，浙江的区域经济因此更有价值；江苏的企业产权制度建设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徘徊和摸索，如今走上了正道，因此其区域经济的价值正日益显露，并大有超越浙江之势，而身处中部的湖南，如今还在企业产权制度建设上放不开手脚，其区域经济比之浙江，比之江苏，则必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了。

　　在这样的角度上，我们观察改制后的中联重科，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对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湖南企业制度建设的作用，可能是不可限量的。如果我们立足全国，对中国国有企业这些年一直进行的体制改革主旋律进行观察与思考，就能发现中联重科已经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成功之路；如果我们立足于湖南区域经济当下的整体态势，则中联重科已经成为湖南工业经济的一个范本，一个坐标。无论是改制，还是并购重组，无论是品牌，还是企业家的建设，中联重科都是需要湖南企业界和学术界认真总结、认真研究的经典案例。所以，我们由衷的希望中联重科不仅是湖南工业企业发展的一个范本，也是湖南企业建设的一个起点，从这个具有制度意义的起点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湖南区域经济发展会在接下来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实现质的革新和量的飞跃。

　　(作者为北京和唐财经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