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整治高药价 处方药政府定价

　　本报记者 魏黎明 广州报道

　　广东准备对屡控难降的药价下一剂猛药——处方药将全部由政府定价。

　　日前，广东相关政府部门表示，拟将约1.2万种处方药全部纳入政府定价目录。此前，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处方药仅约1600种。

　　3月上旬，国家发改委在广州召开医药领域会议，会上发改委一位副主任透露，把处方药全部纳入政府定价目录的试点，将率先在广东搞起来。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药品定价机制由最初的全面管制转向全面放开，随后又恢复部分管制。在此前一系列“收”与“放”的过程中，医院、药企、经销商以及部分政府药监人员结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以药养医”、“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反而日益突出。国家发改委先后22次对药品降价，但收效并不显著。

　　同种处方药一口价

　　目前，我国市场流通的药品约1.6万种，其中处方药1.2万种。而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由政府定价的药品2400余种，其中处方药1600种。所谓处方药，是指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物。

　　“老百姓反映的诸多

药价问题都是市场调节价药品。”广东省物价局负责人表示。

　　以阿魏酸钠注射液为例，在日前进行的广东药品招投标过程中，一支5ml装的阿魏酸钠注射液，不同企业的报价从1元到253.1元不等。

　　广东此次试点改革的目的旨在改变这种药价间的“天上人间”格局。广东省物价局局长孙庆奇承认，根据国家发改委精神，广东将率先改革药品定价管理体制，将所有处方药价格纳入政府定价，进而力图统一药价。

　　孙庆奇说，药品行业和一般商品行业不同，它的竞争不充分，替代性不强，具有相当的垄断性，尤其是医生的处方也具有垄断成分，这使得医患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等。

　　据悉，相关的改革试点方案已提交广东省政府。而一系列的调研论证已经完成，具体措施有望在今年年内开始实施。

　　目前，方案详细内容尚未向外界透露，但据知情人士介绍，具体措施将主要借鉴日本的做法：

　　首先将组织人力对药企成本进行调查核实，对药品流通价格进行调查，药品在零售商店的价格将作为重要参考。

　　另外，新药价格，将参考同类原研药(指原创性的新药)价格，在成本调查基础上，经专家审核委员会审核后再确定。而仿制药价格，在药品采购目录中已有该类药的，参照最低价格确定。

　　但一种药品价格确定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这种情况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复核，通过对该药使用范围、市场规模等情况的考察，对药价再行确定。

　　通过上述措施，处方药五花八门的市场价格将有望被政府制定的“一口价”取代。

　　而与当初政府全面管制药价不同，政府定价仅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前奏，其后还将制定针对医院的补贴机制，并逐步取消医疗机构药品销售加价率，推动建立财政投入机制；制定公开透明的定调价办法，建立社会公示制度。

　　据悉，这一系列的改革力争在3年内完成，而改革的目的是，“改革‘以药养医’的药价管理模式，破解群众看病贵难题。”孙庆奇表示。

　　下一步：医院财政补贴机制

　　“我们可以接受政府定价。”连日参加广东药品招投标入围谈判的扬子江药业公司华南销售负责人季海军对本报直言。

　　他说，本身参加招投标的药品价格已经降得很低，“即使是政府定价也得考虑我们的成本吧？”

　　江苏恒瑞医药公司副总经理刘江也表示接受。但他呼吁政府在定价之前应做详尽的市场调查。

　　国家发改委近年连续22次降低药价，并开展部分药品从出厂环节制定价格的试点。事实上，药品从药企出去的这个环节的价格已经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但就在药企利润不断下降的这几年，

卫生部门所属综合医院人门诊费用年均上涨8.2%，人均住院费用人均上涨8.6%。在广东，今年1月份，医疗保健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0.4%。

　　事实是药品大幅度降价并未使患者直接受益。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2006年广州地区各大医院平均每一诊疗人次医疗费用中，药费占51.72%。

　　在医疗市场日益市场化的趋势下，医院天然有着创收的冲动，而医患之间的种种不对等关系又极易促成药费的居高不下。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正路分析表示，在药费收入方面，大医院和基层医院情况又有不同。大医院药费收入占40%-50%，而基层医院由于医疗设备较少，药费收入占其总收入的80%左右。

　　由于以往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往往偏高，医院的获利空间较大，反而在这个环节上纵容了“以药养医”模式的存在和泛滥。

　　在胡正路看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为一旦切断医院的药费收入来源，特别是基层医院将难以继续生存下去，最终对患者不利。

　　“政府补贴长期不到位，医院不得不自己挣钱自己花，只好以药来养医。”胡正路说。

　　针对医院的财政补贴体制成为试点改革的关键一环。

　　当前，我国财政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广东也是如此。“非典”之后的2004年，广东医疗卫生支出仅占所有支出的3.94%。尽管近年来财政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但依然是杯水车薪。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所说，每年财政补贴的钱还不够支付医院退休人员的工资。

　　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深明则干脆表示，“我们医院根本就没有补贴。”该院由于隶属中山大学，属于(教育)部管医院，地方政府并不负责补贴，而教育部经费划拨到中大后却并未再转到医院。

　　相对于大医院，数量更多的基层医院补贴更是有限，因此对药费的依赖性也就更大。

　　与简单的降价相比，这是政府在此次改革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事实上，难题远不止这一个。

　　试点改革面临的三个难题

　　对于政府来说，处方药定价的以往做法，难以收到实效，然而一旦实实在在地降价，对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而言，如何运转也是此次试点改革的问题。

　　尽管在广东省物价局的方案中，建立合理的补贴机制已明确作为处方药政府定价的配套措施，但能不能在处方药降价措施之前落实还没有清晰。

　　王深明还有另外一种担心：药企是要追求利润的，药价降了，可能一粒药丸中的有效成分就减少了，用药数量也就必然增加，最后患者花的钱也不少。

　　“自己出钱，一块钱都贵；不是自己出钱，一百万也不贵！”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坚持认为，要解决看病贵难题，最终还是要建立第三方支付制度。

　　日本的版本是，实行处方药政府定价的同时，还实行医院补贴机制以及全民强制性

医疗保险。日本卫生总费用中，公共支出占81%，私人支出仅占19%。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已经在不断增加，相对而言，包括商业保险在内的第三方支付制度的建立依然没有很好地跟上来。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使得全民医保在我国短期内几乎难以实现。

　　除了财政补贴体制和第三方制度之外，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另一大难点，还有政府多头管理关系的理顺。

　　在日本，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执行部门仅厚生劳动省一个。而这一职能，在我国分散到卫生部、药监局、发改委、劳动保障部、民政部等多个部门。

　　即使由发改委出面主导此次处方药政府定价改革，还要涉及到在短期内如何统筹协调这么多部门统一行动。

　　上述三个难题，“都不是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廖新波表示，而王深明和胡正路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处方药政府定价是好事，但不能指望它解决所有问题，目前政府只能先把事情一步步做起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