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热中的改革史写作

　　雷颐：写改革史也好，写其他的历史文章也好，都应该透过纸面，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不能仅仅根据纸面上的资讯来写文章。我看到有些学者只凭借文本写文章，不去下功夫研究文本之后、纸面背后的实际历史是怎样的情况，这在某些人那里已经成了一股风气。很可怕，也很可悲。

　　比如，1958年的报刊，曾经发表过很多文章介绍各地粮食亩产节节高升的情况，有很多具体数字。当时还有不少文章说群众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绪十分高涨，十分迫切，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兴办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幸福院等设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当时群众的生活十分幸福。“文革”当中的报刊，也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赤脚医生建立了有效的农村医疗体制，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等等。

　　有些学者就以这些文本的资讯为依据写文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容抹杀，上世纪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的决定错了。

　　我看到这样的文章，就觉得这样搞不行，研究历史一定要突破文本，要了解真实的历史。

　　有一个年轻人，改革开放以后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后来到了美国，读了他的导师关于“文革”的论述，他的美国老师也是按照中国的报纸进行研究的，对真实的历史根本不了解，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偏执，不愿意再去了解真实情况了。

　　马立诚：美国杜克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论述“文革”。他是怎么说的呢？1984年他发表文章说，他对于中国批判和否定“文革”十分气恼，说这是“诋毁60年代史的企图的一部分”，他认为“文革”是中国人的大解放，是中国人能量的大释放，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他觉得毛泽东最后将“文革”鸣金收兵非常遗憾。这位教授就是受某些纸面历史的影响太大。那个时候中国报刊说“全世界人民盛赞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鼓舞了全世界人民”，这位教授可能就是被鼓舞的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觉得这位教授论述“文革”的文章可笑又可悲。这种历史的解读就是太浅层，太局限。

　　还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斯大林杀害了千千万万干部、党员和民众，十分恐怖。但那时的苏联却有一首歌唱道：“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这里那样自由地呼吸。”当时欧洲一些学者和作家，就是认可这首歌的“文本”，认为前苏联实现了人类的理想，由衷地向往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生活。

　　从这些例子来看，研究历史，确实存在着深入纸面之后，探求历史真相的问题。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雷颐：我是搞历史的，经济学文章我喜欢读周其仁的，一看就知道是有丰富的阅历才写得出来。他是“老三届”，“文革”中也下过乡，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么一路走过来。他对中国的情况有切身了解。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深入实际，一针见血，不会闹出上面所说的那种笑话。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又说“不读史不知古今”，看来很有道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学对于各种学科应该是一个基础。

　　刚才你提到的那位美国教授，并没有“文革”的实际体验，也没有下功夫调查研究，“文革”的各种资料恐怕接触也不全面，他就是根据某些文本来发言。

　　还有，现在有人提倡读经。有些经的内容是好的，但你还要读史。如果你不读史，就把经上的话当做事实，认为中国历来就是这样做事情的，就是这样的传统，那是不行的。你看经上讲孝悌，讲父慈子孝、兄弟友爱。但实际上怎么样呢？就拿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唐盛世来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兄弟杀哥哥。然后武则天杀儿子、杀孙子。一家之内这样杀来杀去，为了权势，能把兄弟或是儿子杀了。这样的事实太多了，但这些统治者同时也在提倡读经。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能只停留在某些纸面文本上，要从各个角度研究，追究历史的真相。

　　马立诚：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很多都是挨骂的，纸面上不实之词很多。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实。

　　雷颐：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你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

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清廷的命运，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关系很大，值得说一说。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今天读史看得很清楚。可是当局者迷，还在那儿感觉不错，这么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来的要求是很温和的，可是掌握大权的人一点变动都不愿意有，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跟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有关。

　　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看一看这些弊端怎样阻碍改革。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大家对此评价都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你跟谁打仗，你就要了解谁，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增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可是，对于林则徐的这一点，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

　　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当时林则徐到广州去的时候，广州有一个姓梁的比较了解各方面情况，热心帮助林则徐。但是这个姓梁的说什么呢？说林则徐什么都好，就是主张学习外国这一点不好。这对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就是封闭性。这种情况，今天还有。

　　马立诚：对，这种情况是很令人痛心的，也很可悲。当时很多人心里有个“夷夏之防”，统治者利用这个来打击林则徐。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清廷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

　　雷颐：再说李鸿章，李鸿章其实有改革思想。当时，民众恨清廷，但不敢骂皇帝骂李鸿章。李鸿章则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从他的保官策略，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复杂。实际上，他暗中帮了康有为不少忙。戊戌政变发生之后，有人揭发李鸿章支持康有为。慈禧当面问李鸿章，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就回答，我从来就主张做什么，比如洋务运动中开新风的措施等等，如果凭这一点说我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慈禧想了想，也就算了。李鸿章当时的地位已经动摇，所以他很谨慎。作为一个老官僚，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是这样处理的，在观念上，我支持维新派，但是我并不实际卷入到慈禧和光绪的权力之争，所以慈禧放过了他。

　　我说黑暗是指什么呢？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就是利益纠葛。李鸿章看到了这一点，维新的重要性次于家族利益之争。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戊戌变法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慈禧开始时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她总觉得这是光绪搞的，会影响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家族成员利益在暗中较劲。光绪每次跑到颐和园告诉她要采取什么措施，她每次都是含含糊糊，说你看着好就做。她的态度是什么呢？她在等待机会，她要等待利益受损的官员的支持。

　　光绪和维新派也没有办法，当时财政极其困难，付不出成本来搞大改革，比如立宪。财政困难怎么办？只好先减官员。撤掉一些没用的机构如鸿胪寺之类的。那些被裁撤的官员就以传统为借口，说皇上要改变祖制，因为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机构，大闹起来。当然，这也是利益问题，闹起来有动力。有大闹的官员支持，慈禧就开始行动了，就有理由了，机会来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这种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我插一句，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北宋要跟西夏打仗，财政困难，穷到市长那个级别的官员全部财产只有一匹马，当然是比较好的官员是这样。范仲淹当地区负责人的时候就只有一匹马，他母亲去世，没有路费回家，只有把马卖了，才筹到路费。范仲淹后来任副宰相搞改革，要裁撤大批冗官和宦官，宋朝的冗官之多，高于历代。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儿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对范仲淹讲，不要搞三虎。范仲淹的确有点急，但宋仁宗头脑也不清楚，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最后的余地也都没有了，这才想到改革，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是不是这样？

　　雷颐：不是这样，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的，清廷对此估计不对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经是火烧到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他们的措施违反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是内阁阁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解。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根本看不到民意民心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而它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你刚才也说了，恐怕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