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热中的改革史写作

　　雷颐：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书写逐渐发生变化。外国历史学家，还有香港、台湾学者以及海外华人学者，他们的历史著作引进来，对我们改变书写方式和表述方式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不久前引进的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叙述历史很吸引人。这本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史写作，有大量的细节和故事，并且富于哲理，写得非常生动。这本书是1998年在大陆出版的。我是在20年前，大约1987年就读了《天安门》。那时候读的是英文原著，他的英文原著有一种美，翻译不出来。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他的书写中得到不同的体悟。台湾高阳的著作，比如他写胡雪岩，对大陆学者和作家也有影响。他们的著作，为大陆史学创新提供了借鉴，也推动了历史热。

　　马立诚：我有一位研究宋史的朋友，后来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84年，她就对我说，读了《万历十五年》之后，感觉很震撼。那本书是1982年在大陆首次出版，后来再版多次。书中完全没有过去习见的历史书中“各阶级状况”、“经济概况”、“农民反压迫斗争”、“文学和艺术状况”等切块法。框架完全不同。它把政治、经济、文化这些要素融在一起，选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作为节点和突破口，以富有人性的人物为中心，将前后历史次第展开，文笔讲究，重视细节，可读性强。我们过去有一个阶段的历史书中的人物，常常缺乏细节，人物都是扁平的，皇帝没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弄得人物都像夹在书里太久的树叶，干枯发黄。黄仁宇这本书在那个时候传进大陆，一新耳目。国内史学界大部分人可以说是初闻海外啼声，影响很大。

　　黄仁宇用现代观念观照历史、表述历史，并且在那个时候提出了“数字管理国家”的新观念，从框架上和观念上打破了我们过去的老一套。“草蛇灰线，伏地千里。”《万历十五年》的畅销，为现在的历史热埋下了伏笔。

　　雷颐：柏杨直到现在也很热。早期大陆和台湾之间没有来往，互相之间也没有版权问题。有的出版社出了他的书，不用征求他同意，也不给他付稿酬。他的《中国人史纲》，前后好多出版社都出过，总计起来有没有上百万册？去年，一家出版社又经他授权，把这个著作分成三卷再次出版，我给写的跋，发行量还是很高。我觉得柏杨的历史书写得好。他有一个特点是别人不能及的，就是在监狱里读历史。柏杨见多识广，经历复杂坎坷，坐牢多年，人的悟性又高，所以能够读到纸面背后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柏杨看历史看得透，看得深，在历史热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马立诚：柏杨的确影响很大。一个汉朝将领，柏杨可以说这个人当时任河南省军区司令。柏杨用现代语言诠释历史、解读历史，开了一个新局面。过去大陆学者、作家根本不敢这样写，想都不敢想，那还是历史吗？柏杨这样做，是用当代的人生体验来解读历史。这有什么好处呢？使读者、观众与历史更加贴近了，仿佛切身到历史里边，和历史人物对话。雅斯贝尔斯说，历史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柏杨的表述方法，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的。

　　当前的历史热，从大面上来看，史料突破不多。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哲学的突破也不是很突出。但是书写方式和表述方式则有大的突破。

　　罗素就说历史要写得有趣味，引起人的阅读兴趣。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历史也是艺术，因为讲故事就是一种艺术。你讲的故事是编的，那你是小说家。你讲的故事是真实的，那就是历史。我想，最近在历史热中走红的一些“星”，就是这么一种思路。历史热中还有讲经热。为什么会出现讲经热？大约是因为人们在迷茫纷乱的当下，想从传统中寻找心灵家园，这是另一个问题。

　　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讲得跟破案小说似的，悬念迭起，屏气凝声。老百姓欢迎，非常有市场，连老太太都被央视的《百家讲坛》迷住了。有人说这是历史快餐化、娱乐化。我觉得不应这样刻薄，搞研究的和搞通俗化的可以并行不悖，各有各的作用，互相借鉴，互相融合，可以有更大收获。近年来有些学者，尽量采用易懂的表述形式，阐述历史哲理或者从历史中发掘出一些规则性的东西，比如吴思的“潜规则”，秦晖的“黄宗羲定律”，给人很多启发，效果很好。央视的《大国崛起》，也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很受欢迎。这是百花齐放。

　　雷颐：强调一下，历史书写的变化，还有一条就是过去不重视细节，忽略细节，现在开始扭转这一种倾向。

　　马立诚：对，过去有的历史著作习惯于简单的概括的表述，比如“某某坚决站在正确路线上，一举扭转什么什么”。还有“太平军英勇出击，胜利前进”等等，细节完全忽略。人们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觉得不满足。有一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有时候一个偶然情况，能改变历史，细节特别重要。

　　雷颐：细节能让你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去了解事实后面的真相。

　　马立诚：比如老雷最近的专栏文章《李鸿章的“痞子手段”》，里面有很多细节，很多书可能会忽略掉，但老雷写出来了。我觉得有没有这些细节是不一样的。

　　雷颐：总的来说，历史书写的变化，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就是出现了一些更有现代感，更加人性化，更加多元化的叙事，当然这是就一些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的。还有一些人，尝试更加口语化、故事化，尽力追求生动好看。后者的尝试，更适合大众口味，出现了众多“粉丝”。当前漫天的历史热，后者占了很大分量，但要提醒一点，在他们的讲述中，史实错误不少，读的时候还要有所“警惕”。有意思的是，后者当中有些人原来并不是搞历史出身的，他们的框框少一点。界内界外共同努力，汇成了一股洪流。

　　马立诚：当前的大众化历史热中，涉及的热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非常之多，当然大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介绍和阐述则很少。也许因为这个问题枯燥一点，讲出来或写出来不容易马上见到市场效应，这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但是，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这次改革持续时间之长，成果之显著，都是历史上罕见的，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是很有益处的。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我同意他这个意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谈中国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根本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造成巨大破坏，这是谁都知道的。可能的情况是，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或者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新王朝也可以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出。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资本主义，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

　　我在这方面尽力做了一点探索，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5篇谈历史上改革的文章，不知雷老师觉得怎么样？

　　雷颐：写历代改革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温故可以知新嘛。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里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里，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会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你写的文章我已经看过了，觉得不错，应该坚持写，坚持研究。

　　当然，包括写改革的文章在内，我们可以根据兴趣或自己觉得重要的角度，写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章，向读者提供客观事实。不同的读者会得到不同的启发。有人得到经商的启发，有人得到权谋的启发。对国家比较关心，忧心今后发展方向的人，可以得到改革的启发。

　　马立诚：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吸收当前历史书写的长处，可读性强一点，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和理解。一次改革写一篇，像提供案例一样。二是把中外改革结合在一起写，这样可以有个对比。在今天全球化大背景下，就中国写中国，缺乏参照系，不利于理解改革的深度和发展。

　　在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想要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的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连十几次大成功都没有。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我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据此说，中国人宁可屈从于暴力，而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在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博弈，从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这也是我的好奇心之一。都说改革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行。那么外国的改革同样也是触犯利益，为什么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雷颐：我想，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问题之一，是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他们没有把国王给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有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皇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有时是几十年，彻底清算。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改革者也不妥协，双方势同水火。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改革者很多时候都犯这种错误。

　　比如唐中期二王八司马改革，主角王叔文不懂得妥协，谁对改革有意见，他就要撤谁的职甚至要杀掉，没有一个缓冲和利益上的赎买。改革派宰相韦执谊劝王叔文说留着这个人吧，你那样干掉他会有副作用，王叔文竟然想杀掉韦执谊。王叔文丧母回去尽孝之后，又轮到韦执谊不妥协。改革的后台唐顺宗身体不行了，已经让位给太子了，就差登基仪式了，而太子是反对这次改革的，韦执谊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这时候韦执谊的老丈人，也是唐朝有名的官僚杜黄裳给韦执谊出了个主意，说你最好主动率百官迎立太子，早一天让太子做皇帝。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功，太子当了皇帝要报复，也要看这点情面。韦执谊斥责了老丈人，说你怎么说这种话，这是你能够议论的事情吗？结果宪宗上台就开始报复，报复非常之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如此，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不妥协。两人掌握权力之后，史书称他们“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时号二王刘柳”。与他们同时但不得志的韩愈那么嫉妒他们，大骂刘禹锡、柳宗元。刘柳倒霉时，韩愈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也与此有关。当然，如果妥协，一时看起来进步不是那么大，但是要保持改革的力量，从长计议最要紧。

　　北宋范仲淹、欧阳修也是太急，毫不妥协。尤其欧阳修缺乏政治头脑，孤军深入，硬干到底，写《朋党论》挑战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结果是，挺好的形势，没有改成。

　　雷颐：妥协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还有，孙中山一开始也是想走改良这条路，但他当时是个年轻人，谁都不理他。

　　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没有一条涉及到宪政，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

　　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自己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椎，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

　　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推进，积土成山。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