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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制定的降低单位GDP能耗规划：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期末单位能耗要比“十五”期末降低20%，简单的折合计算，今年上半年的任务指标应为2%。然而《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上升了0.8%。
GDP能耗出现“不降反升”的不利局面，其深层原因何在呢？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于“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GDP总量的4%，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这一事实，我们当有更理性的观察。中国的能耗情况是由目前的经济结构决定的，由于主导产业结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产品，所以中国目前的GDP能耗是无法和发达国家（主要产业往往是服务业、高科技等）相比的。
虽然降低GDP能耗长远取决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但现在我们依然要努力向低能耗的方向靠拢。因为降低GDP能耗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其现实和长远意义不言而喻。对此，中央也是非常重视。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日前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14家中央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此外，许多地方已经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的强制性门槛；江苏等沿海地区已开始率先在省内公布各地区的发展能耗指标，并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何中央积极推动降低GDP能耗的工作，而微观经济主体却无动力去实现之？
回到GDP能耗上升的原因，表面看来，这是源于高能耗产业的大量投入，尤其是地方经济为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开门红，纷纷投资于短期内见效快的基础设施和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此外，在电力供需矛盾有所缓解的情况下，部分地区高能耗行业和企业再度抬头，成为推动能耗上升的主力军。
逻辑演绎至此，GDP能耗不降反升的深层次原因已经显现：地方政府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当然乐于看到能耗的降低，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毫无疑问是其自身利益的保全。
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的强制性门槛，和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等等行政性的措施固然重要，但如果不通过市场化路径，在经济利益上给市场微观主体加以有效约束，那么只要存在利润，微观主体依然会选择高能耗的项目和生产方式。
何谓市场化路径，就是通过政策、法规来引导微观主体做出选择，而不是用行政指令代替微观主体做出选择。以准入为例，市场化的做法应该是，提高能源的使用价格，加大对高能耗产业的税收，使得企业在投资项目时，高能耗导致的高成本成为一个天然的准入门槛。
而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的强制性门槛，其实是代替企业做出选择。当这一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时，行政性的准入措施往往就会成为摆设。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对地方而言，有了项目就有了财税、有了就业岗位，也有了政绩。在这一前提下，控制能耗的硬指标往往会变成软指标，高门槛会变成低门槛，重要性会变成次要性。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在降低GDP能耗这样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中央政府所获得的收益是最大，所以除了政策引导外，向地方以及企业提供相应的补助是完全合理的。譬如，广泛采用节能灯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能源节约和经济效益，但由于节能灯价格高昂，消费者本身很难从中直接获益。所以发达国家往往对节能灯的使用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对使用节能灯进行补贴，这也是我国虽然是世界级的节能灯生产大国，但产品90%以上却销往国外的主要原因。
所以，相对于单一的行政命令来说，采取更多的市场经济的手段，包括税收调节、价格补贴等引导市场微观主体提升降低能耗的动力，才是降低单位GDP治本之策。（摘编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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