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大国受制于人处境尴尬

　　关键性技术“稀松” 市场话语权旁落

　　记者在“稀土之都”包头市采访，一些专家感叹，我国稀土科研与应用推广整体上仍大大落后于美国、日本、欧洲甚至韩国，“稀土大国，科研弱国，技术受制”的尴尬局面尚未改变，无奈沦为发达国家的稀土原料、初级产品加工基地。

　　“工业味精”作坊式生产

　　稀土自1794年被发现以来，其新功用不断得到开发并实现产业化。原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马鹏起介绍说，在一些传统领域，产品中加入适量的稀土，性能就会得到一些惊人的改变，为此稀土有“工业维生素”、“工业味精”等美称。

　　目前，稀土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生物、

　　尽管每年稀土采选、冶炼、加工等工业的产值仅百亿元人民币左右，是个小产业，但带动的终端应用领域产值却超过数千亿美元。据测算，稀土科研的投入产出比在1：24以上。

　　马鹏起说，我国的稀土科研起步晚，目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水平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10年左右，一些关键技术受制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作为“稀土之都”，包头市现有稀土科研人员近1500名，约占全国的1/3，国内唯一的稀土研究院也在包头。包头稀土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处长马志洪介绍说，稀土科研和产业分为原料、稀土新材料、元器件生产、终端产品四大领域，我国主要集中在前两个环节，稀土采选、冶炼、分离提取、新材料制备等方面技术已很成熟，但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后两个环节非常薄弱，主要跟踪国外的科研进展，难有大的作为。比如用于机器人的功能器件、核磁共振器件、磁致伸缩材料等，在美国和日本前几年便已实现实际应用，我国至今尚未实现产业化。

　　专家称，发达国家稀土科研已普遍实现了在线计算机自动闭环监控，产品性能稳定、合格率高、成本低。我国很多技术虽在实验室取得成功，但生产主要是作坊式的，手工操作多，产品一致性差、产量小、成本高，产业化面临瓶颈。

　　身处低端丧失话语权

　　目前稀土永磁材料、贮氢材料等稀土应用关键技术专利绝大多数掌握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手中，严重束缚了我国企业发展，我国稀土产业在诸多领域受制于人。

　　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之一，现有骨干稀土生产企业80多家，其中原料生产企业30多家，稀土新材料企业23家，元器件企业17家，但终端应用企业仅10家左右。2005年实现的20.6亿元产值中，稀土原料生产企业占60%，其他企业仅占40%，稀土资源优势尚未形成产业优势。

　　“永磁之王”钕铁硼是应用量最大的稀土功能材料，2005年全球产量达5.5万吨，其中3.52万吨为我国生产。但据中国稀土学会常务理事张宏江介绍，烧结钕铁硼和粘结钕铁硼技术的制造专利权分别属于日本住友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两家公司还达成协议，规定同类产品若进入美国、欧洲和日本，必须同时购买双方专利，并收取5%的销售提成。

　　据了解，我国中科三环、宁波韵升等钕铁硼龙头生产企业，为出口商品分别投入4000万多元购买钕铁硼制造技术专利使用权。国内其他未购买专利的企业，出口产品受到极大限制，无奈只得以低于市场8%至10%左右的价格销售给中间商。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邢志强说，2000年包头钢铁集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欧文尼克电池公司联合投资4500万美元，引进了设计年产760万只镍氢动力电池的生产线。不料生产线调试总不过关，项目至今未正常投产，先后投入的改造费用已近千万元。我国科研机构虽然具有技术，但无产业化经验，企业只得向日本企业求助，估计改造投入将高达5500多万元。

　　权威研究院买台仪器都很难

　　记者调查发现，科研投入少、研究设备差、人才大量流失等是制约我国稀土科研水平的主要原因。成立于1963年的包头稀土研究院，最早为事业单位，1992年改制后进入包头钢铁集团，目前一年事业经费仅300多万元，勉强养活400多名离退休职工。无奈之下，稀土研究院办了七家企业，收入主要用于解决工作人员的工资。

　　记者在稀土研究院采访时发现，院里的科研骨干大多在企业兼职。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许延辉担忧地说，为经济所迫，稀土研究院的基础科研活动已很少，主要跟踪国外的应用研究，如此下去非常危险。

　　据许延辉介绍，1984年至1988年，稀土院分来200多名大学生，如今仅剩下40人左右。全院累计流失的人才超过200人。目前国内的骨干稀土企业，几乎家家有稀土院科研人员的身影。

　　稀土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焦宏是国内著名的磁致冷材料研究专家。他告诉记者，“十五”期间他承担的国家“863”计划课题——“室温材料及室温磁致冷机研究”，三年只获得30万元经费，根本不够研究组10多名成员科研、参加学术会议之用。目前，课题组实验室内的仪器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有些甚至是上世纪60年代的，近五年未添置新仪器。

　　“超导量子测试仪”是磁学研究的必备仪器，一台价值在17万美元以上，稀土研究院无力购买，实验样品只得送往国外的科研机构检测，往往一排队就是几个月。研究院检测中心唯一的一台质谱仪购于上世90年代，如今已严重老化，时常“罢工”。一些专家感叹，在这种情况下想取得大的稀土技术自主创新成果很难。(任会斌 肖波 傅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