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雷收购徐工案再受关注

　　本报驻美国、英国特约记者 尚未迟 寇维维 本报记者 张楠伊

　　中国商务部8月8日发布了修订后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专门在第五章中明确表示了商务部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拥有反垄断审查权。新规定一出台就引来多方关注，这不仅因为规定自身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因为其中不少新增设的“并购门槛”直接涉及到沸沸扬扬争论了许久的“凯雷收购徐工案”。一时间，这个数个月来中国经济界最热门的经济话题再次卷入争论的漩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徐工案”在中国掀起不小波澜

　　凯雷集团是美国著名的私募基金，向来有“总统俱乐部”之称。集团亚洲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连拉登家族也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徐工则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和销售企业。2005年10月，凯雷集团提出以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的价格收购徐工85%的股权，眼看着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将要落入美国公司之手，来自各界的不同意见立刻迸发出来，关于“觊觎中国企业的外国资本是否是‘狼外婆’”的争论频频见诸于中外媒体。

　　有人提出，允许外资收购中国优势产业的标志性公司，会降低中国企业的

竞争力；有人认为，让外资控制住中国重点装备制造业的命脉，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还有人质疑，国有资产有“贱卖”之嫌……凯雷集团的全球游说主管、凯雷老总、美国前国务卿纷纷出面开展工作，中国商务部、发改委也相继就“徐工案”召开“内部听证会”。就一桩企业并购进行“听证”在国外并不鲜见，但在国内还是头一遭。

　　外国媒体妄称中国“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倾向”在抬头

　　凯雷收购徐工一事在国内外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起商业收购本身的兴趣，国外媒体的报道重点大多放在了“中国政府干预外资并购”上。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说徐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未免有些勉强，其主业不过是制造在建筑工地运载碎石的卡车。”上周，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访问北京时说，美国政府希望北京关于收购的决定应建立在“商业逻辑”之上，他对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倾向”表示关注。还有美国媒体称，“中国政府是在给外国投资设置官僚障碍，”“对外资的民族主义抵触情绪，将危及中国更广泛的改革进程。”

　　对此，国外媒体也有不同的意见。《金融时报》就在一篇相关文章中承认，“在多数国家，外国人高调的收购都会引发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呆了10年的欧洲银行家表示：“我们不应对北京过于苛刻。去年美国政府阻止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之后，没有一个美国人有资格向中国说教什么是自由市场。”还有美国学者认为，这表明了一种转变：以前，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如今，中国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了，对外资的引进更加有选择。

　　各国都对外资并购有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万军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各国在外资并购问题上都有限制性规定，即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也一样。

　　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企业竞争力较强，在其法律体系中没有单独设置专门针对外国企业投资并购的条例，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非常完善，完全可以涵盖外资并购的问题，这样小型企业并购不需要管，大型企业并购有反垄断法管。除此之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陆续在航空、通讯、金融、核能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做出并购规定，通过特别的法律对这些领域的并购进行审查。尽管美国的法律体系看起来比较开放，但这几年美国政府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否定一些大型外资并购案，像“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迪拜买美国港口”就是例子。

　　至于这个“边界”该如何来确定，万军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像美国对外资并购设置的“国家安全”的门槛就定义很含糊，哪些并购符合国家利益、哪些又是威胁，这个尺度可进可退。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身国情来定义国家利益，什么是需要保护的领域由该国经济发展情况来决定。中国在外资并购方面所做的规定和限制并不算反应过度，指责这是“民族主义抬头”更没有道理。经济发展应该是理性的，而不应该用情绪化的方式来理解。

　　万军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资一直保持着完全开放、无限欢迎的姿态，但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引进外资开始经历一个升级和筛选的过程，这难免引起外国企业的疑虑，担心中国的开放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体系也必然随着发展而不断完善，逐步明确从前没有明确的内容，在变革的过程中外国企业也会觉得不适应。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肯定并且欢迎外国投资，并在此前提下对外资加以管理。他认为，在明确了中国企业的并购产业导向和政府的反垄断法案之后，这类问题就不会再发生，在中国作为新生事物的外资并购也会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