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抗生素 粗放型养殖业应拷双刃剑

　　□ 朱 妮

　　滥用抗生素：农畜品自尝出口恶果

　　“我国出口食品因为检测出抗生素残留而被拒绝在海关之外。根据我的了解，我国畜牧业使用抗生素的量，已经远远超过人类使用量的总和。”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肖永红的这个判断也许并不夸张。

　　相关资料显示，虽然1989年农业部就颁布了《批准使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剂品种及使用规定》，1994年又发布了《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此后又相继修订，但滥用抗生素造成残留超标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药残超标已经使我国出口动物性食品屡屡被拒，2002年初，欧盟开始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中国的虾、兔和家禽肉等动物源性食品和水产品，由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中国水产品出口下降70%以上，仅浙江省2002年一季度就因此减少农产品出口1亿美元。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药残超标已成为制约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重大问题。我国是畜禽产品生产大国，加入WTO后，我国农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而“药物残留”往往是引发国际贸易中非贸易性技术壁垒的导火线。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出口创汇，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还损害了中国农畜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

　　为何抗生素在养殖业中几近泛滥成灾？这显然与它背后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据悉，在那些管理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养殖场或养殖户中，使用抗生素不仅可使动物抗病能力提高，还可让它吃的更少，长的更快，这无疑就会降低饲养成本。与此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力度的欠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有抗食品”提供了生存土壤。

　　健康平等：农畜产品岂能“内外有别”

　　长期食用“有抗食品”，即使消费者没有直接大量服用抗生素，耐药性也会不知不觉增强。就这样，通过“有抗食品”，从动物传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

　　正是鉴于“有抗食品”的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90多个国家，它们采取严厉的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据悉，瑞典于1986年成为首个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国家。荷兰于1998年停止了以预防为目的地使用奥拉喹多，丹麦和瑞士则完全禁用AGP。2003年欧盟监管委员会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欧盟范围内全面执行禁用AGP。在美国，已经有部分食品公司采取措施，禁止其供货商把抗生素用作生长促进剂。另外，他们还进行研究并提供资源，以监测抗药性的出现，并尽可能地减少抗菌药的使用。基于出口的压力，泰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部分执行欧盟的AGP政策。

　　而出口国的压力则来自于进口国的严格标准。据悉，法国规定自1991年6月1日起，欧共体成员国以外的第三国出口到法国的每批蹼足类(鸭、鹅)产品(新鲜的、整只的、分割的、肥肝)必须具备无抗生素(氯霉素、磺胺类抗生素)残留证明。此后我国政府很快发出通知，要求各商检部门按此要求进行，并通知有关饲养场、加工厂，加强用药管理，防止氯霉素、磺胺类抗生素残留问题发生。

　　随着近年来在动物源性产品出口上频频触礁，国内大部分出口型相关企业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加强药残管理力度。

　　但令人忧虑的是，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上依然危机四伏。

　　爱尔兰Alltech生物技术中心研究人员Lode Nollet指出，欧盟及美国乃至更多的国家、地区治所对AGP进行限制，原因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压力。

　　转变模式：中国养殖业能否“无抗”

　　早在2000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曾批准发布了8项无公害农产品国家标准，出台了49项绿色食品标准，73项无公害食品行业标准等，其中部分标准对少数几种抗生素的残留作出规定。但这并未能有效阻止“有抗食品”在餐桌上的泛滥，进入农畜体内的抗生素种类也空前复杂繁多起来，上述标准显然已经无法涵盖成百上千种食品，不少原有标准已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据业内人士分析，我国养殖业之所以滥用抗生素成灾，与当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有着直接关系。要想真正有效控制农畜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必须切实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否则“有抗”将成为制约我国养殖业健康长足发展主要瓶颈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畜牧专家调研发现，要在实践中有效控制农畜产品的药物残留，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其一，要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药物残留监控、监测体系，逐步与国际标准相接轨，使畜牧业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服务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二，应加强兽药安全监测信息网络建设，对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时向社会提供兽药产品质量状况和动物源食品中兽药残留监控状况，并使企业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督，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其三，大力推广绿色畜产品生产技术，重点搞好优质畜禽品种的选育和普及，推广高效低残留的兽药和饲料药物添加剂，指导养殖户生产“绿色”畜禽，积极推行动物疫病综合防治技术，积极向养殖场、养殖户普及专业知识，提高用药的科学性，严格用药量和微量元素添加量，坚持低毒、安全、高效。

　　他还强调，必须加大对畜牧业相关行业的监督监察力度，从而保证我国畜牧业的健康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