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业内外交困被迫重组

　　□本报记者 贾林男 实习生 欧阳青 简志新

　　在钢铁业全球并购浪潮势不可挡的攻势之下，中国钢铁业做强做大的脚步已不再允许踯躅

　　如果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筹建宁波建龙项目算起，浙江商人张伟祥已经为它整整等待 了4年。

　　张伟祥是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4年来，为了被批准在宁波北仑区筹建一个大型钢厂，他和他的胞兄张志祥几经波折。今年3月，付出了将建龙持股份额从原来的35%下降到29.17%，而国有大股东杭州钢铁集团持有44.39%股权的代价后，宁波建龙项目终于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一纸批文，一切只待动工。然而又是4个月过去了，工地还是寂静一片。

　　“办事效率低得受不了。”张伟祥遗憾地告诉记者，本以为可以顺利启动的项目，却又因为某些“场外因素”而搁置下来。据了解，这次症结出在了“杭钢正在进行股改，领导人无暇顾及动工”。“又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张伟祥摇着头说。

　　在中国，小到一个项目的启动，大到钢铁集团的重组兼并，像张伟祥这样的烦恼都不少见。“钢铁企业之间的并购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牵涉到方方面面、十分复杂的事情。”联合金属网副总经理杨红杰对记者表示。

　　然而，在钢铁业全球并购势不可挡的攻势之下，中国钢铁业做强做大的脚步已不再允许踯躅。

　　内外交困下的整合压力

　　上周，世界最大的两家钢铁企业米塔尔和阿赛洛同时宣布，双方已就米塔尔改进后的合并建议达成协议，将联合组建一家名为“阿赛洛-米塔尔”的全球钢铁业新霸主。新公司的年产量高达1.2亿吨，将达到世界钢铁业10%的份额，并且以超出两倍多的产量优势，将排在其后的日本新日铁公司远远甩开———更不用说中国的钢铁企业。

　　这一巨无霸的成立，将给已经融入国际市场的中国钢铁业以深刻的影响。“国际上其他钢铁企业的变大变强就意味着中国钢铁企业相对的变小变弱，以及竞争地位的相对下降”，银河证券研究中心田书华研究员就认为：

　　“中国钢铁企业如不加快自身整合的速度和力度，就很可能成为跨国企业并购的目标。”

　　虽然中国已经连续10年位居钢材产量全球第一，每年的钢材生产量比美国和日本的生产总和还高，但离一个“钢铁强国”还很遥远，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还比较微弱，“产业集中度过低”被认为是“死穴”所在。

　　在刚刚结束的2006年全球铁矿石谈判中，成为最大买家的中国，却不得不再一次接受19%的涨价，已经让症结暴露得十分明显。

　　所以，国内钢铁业的整合压力已经不言而喻。

　　钢铁协会最新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500万吨以上的企业达到了18家，这18家大型钢铁集团的钢产量仅占我国总产量的46.36%。而产业集中度相比往年还面临着进一步下降的危险：2005年中国69家重点统计企业钢产量占全国的79.81%，比上年下降3.71个百分点。

　　而在日本前5家钢铁企业的钢产量就占到全日本钢产量的75%；欧盟15国6家钢铁企业钢产量占欧盟整个钢产量的74%；韩国浦项占据了韩国65%份额，从频频发生的国际钢铁合并案例来看，产业集中度还在提高。

　　即使从单个企业比较看，中国钢铁企业也远远落后。根据英国《金属通报》统计的2004年世界钢铁企业粗钢产量排序，中国众多钢铁企业只有宝钢入围前10名，位列第6。

　　在我国第一产钢大省河北，去年产量突破了5000万吨大关的同时，全省钢铁企业却多达202家，厂均产量只有可怜的25万吨。

　　而国内淘汰落后产能的计划也让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变得急切。

　　6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针对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新一轮调控目标。“十一五”期间，中国将淘汰约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其中2007年前淘汰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其他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严格控制钢铁工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将是新一轮钢铁工业调控的重点，今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缺少思路的重组兼并

　　实际上，自从喊出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迈进的那一天起，产业整合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

　　2005年7月，国家首个钢铁产业政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颁布，“鼓励钢铁企业合并联合、做大做强”成为其中的关键词。其中写到：“到2010年，钢铁冶炼企业数量较大幅度减少，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达到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

　　在国外对手越发强大的现实下，发改委近日公布的通知中显现得更为急迫。通知要求国内钢铁工业要加快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2-3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的比例达到50%以上。”由发改委列出一系列完整而明确的数据目标，尚属首次。

　　如何构建中国的钢铁帝国？其中的努力，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和艰难。

　　2003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世俊曾对钢铁布局提出过一个主流观点，在那份名为《建设沿海十大钢铁企业》的报告中，他建议中国钢铁企业应该着眼于进口材料的运输，将所有大型钢厂建在沿海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后来他没有再提这个问题了，国家也没有继续考虑。

　　“关键问题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的总体成本考虑的不是它的原料、港口。他要考虑的是它的总体的物流成本。”联合金属网副总经理杨红杰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中、西部成阶梯形状的经济格局。这个经济格局从内部来看，有一个二元化的问题，这个在东部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得比较明显。如果钢铁企业都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原材料进口成本是降低了，但是市场不是都在东部，长期成本还是很高的。“中国对进口矿的依赖最多达到60%，布局也要和多元化需求相符合。”

　　此后，钢铁产业重组进程一直缺少合并重组的统一思路，而这并没有阻碍其步伐的加快。2005年8月16日，鞍钢、本钢联合重组的鞍本集团在沈阳揭牌；2005年12月19日，武钢与柳钢的跨省战略重组尘埃落定；今年1月18日，宝钢集团和马钢(集团)公司正式签署战略联盟框架协议，不仅被视作中国钢铁业联合重组步伐的“十一五”开篇的第一步，也被寄予了打造中国钢铁业“宝马”的期望。

　　春节过后，钢铁业并购则暗战不断，2月24日莱钢集团与阿赛洛正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到目前为止，地方国资委对莱钢集团的股权转让批复流程已经基本走完，目前正在等待国务院等部门的批复。进入5月以来，宝钢抢筹G邯钢最吸引眼球。此外，从宝钢频频出手并购G济钢、八一钢铁、G邯钢等公司来看，宝钢想效仿“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野心不言自明。

　　而从合并效果看，上述合并更多是“只注重规模不注重效益”。

　　政府主导下的“做大”困局

　　“这是因为中国的企业还都是政府主导的企业而不是市场主导的企业，市场要素流动不充分，不自由。”杨红杰表示。

　　杨红杰分析，

中国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集权，经营分散”。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这两对矛盾总是把问题搞的“极其复杂”。

　　比如在钢铁企业的兼并过程中就牵涉到一个税收的问题、审批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合并问题的解决就有阻力。”

　　所以，李世俊曾对记者表示：“省里给予支持的，能不出省就不出省，这样比较容易推进。”

　　“沙钢在合并淮钢的时候，合并的速度之所以那么快是因为这两家企业同处一省，可以统一审批，他们在财税利益问题上没有大的矛盾。”杨红杰说。

　　而鞍钢和本钢虽然同处一省，又因为鞍钢是国务院国资委所管辖的企业，而本钢是辽宁省国资委管辖的企业，管辖级别不同让审批、资产剥离变得异常困难。由于存在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即使是清算成本都十分高，这导致合并近一年的鞍本合并到现在也没有尘埃落定。

　　除了“同省兼并比较容易”，“中国式兼并”的另一个特点是“强强联盟比较难”。中国的收购往往都是一个好的企业收购一个不好的企业，其实在国外更多的是一种优良资产的结合———比如本次阿赛洛-米塔尔巨无霸的建立。

　　专家认为，中国的兼并更多地带有一种政治色彩的“甩包袱”的意图，貌似强大的规模外表下，生长的是大而虚弱的身体。此外，由于省界壁垒带来的防范心理，让这种整合充满了不必要的警觉。在宝钢并购济钢的过程中，传来了“山东省国资委正在酝酿通过整合济钢和莱钢，建立一个3000万吨级的大型钢铁联合体”的声音，“联手抗秦”的意义不言自明。

　　出于同样的心理，使“非钢厂资本运作来收购钢厂比较容易，而钢铁资本和钢铁资本进行联盟则比较难”。

　　“国家应该做的是取消阻挡钢铁企业兼并中的各种壁垒，比如国税问题上，国家应该给予地方更大的优惠。”杨红杰认为，只有破除了各种阻碍市场要素流动的东西，才能让中国钢铁业的兼并走上正轨。

　　“这是一个实施的问题。”杨红杰建议，我国可以借鉴上世纪50年代欧盟六国“煤钢联营”的方法，在国内进行一次“跨地区的联营”。

　　另一个问题是，实际的中国企业兼并重组，并不能淘汰落后产能。“如果将落后的企业砸掉了，最后谁来管？”杨红杰建议，对不符合市场经济生存的产能，要加强

执行力，淘汰落后产能，真正实现兼并重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