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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广东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姚荣城可能是广东电子信息行业最为忧虑的人。
“这些数字听起来的确吓人，但是只能说我们是电子信息大省，而不是强省。”姚显然已经习惯了那些宏大的数字：去年广东1500家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的规模企业总共完成了9586亿元总产值，依旧是电子行业第一大省；同时按电子工业出口额来计算，广东去年完成了1144亿美元，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这些庞大的经济数字中，来自深圳、东莞、佛山、广州等珠东9市贡献了超过80%的份额，从1983年广东开始率先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珠东一带已经成为中国最为活跃和繁华的“电子走廊”。
曾几何时，这条电子走廊曾有过这样的笑话，“广深高速堵车一小时，全球IT产品的价格将因此而波动”，但是姚开始担心它正在变得平庸和保守。
姚荣城认为，这条电子走廊，无论从参与全球一体化的经验、还是基础配套环境的构建，珠三角都有足够的实力去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惊鸿一跃，但在他看来，22年来这里存在的低成本加工业的现状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做上游产品的工段太少，核心部件、核心零件我们自己也不能做”。
这么多年来“广东制造”真的一成未变吗？制约“广东制造”完成产业升级的关键瓶颈是什么？
“广东制造”：被忽视的“渐变”
相比之下，深圳电子商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程一木显然要乐观许多。
“加工贸易出口还占深圳总体出口的70%-80%，”程一木说，但是在这个变化不大的数字背后，处于珠东电子走廊“风口”的深圳，其电子产业形态和模式20年间所发生的微妙改变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据介绍，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总体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其产业发展模式和结构都在发生着变化。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深圳出台《深圳电子信息产业规划》初步确立了深圳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产业之本的决心，此间两种经济主体先后在深圳扎根，一是大量港台资本流入深圳，建立星罗棋布电子配件工厂；二是以电子工业部为龙头的部委纷纷在深圳建立产业基地，如赛格、长城、中电等大型国有集团。两种力量为深圳早年电子工业构建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形态的完整链条。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率先尝试引入国外大企业、大项目，在“外引内联”的思路引导下，依托深圳赛格、长城等大型国有企业，三星、日立、IBM等日韩、欧美企业开始纷纷以“合资”方式落户深圳，从而使深圳建立了大量彩管、PC等相对核心部件及高端产口生产基地；1992年后，富士康、伟创力等大型代工厂也以独资的方式进驻深圳；与此同时，原先扎根深圳的港台中小配件厂商开始由广州、深圳向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扩散，此时，深圳电子产业形态主导的两种力量演变为：跨国公司与大型国有企业，经济模式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加工出口贸易。
第三阶段，由于业已形成的良好配套产业环境，199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扶持本土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二十二条”，从而初定“科技立市”的城市战略，在既有的两种经济形态——国企与外资企业中，分流出创业者与新的研发力量，民营高科技企业扎堆深圳的雏形在90年代中后期初显。“到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有三种经济‘三分天下’的说法。”程一木告诉记者。
程一木认为，从目前的经济总量看，外贸出口加工型企业虽然依旧占据深圳经济总量的大头，然而，三种经济主体对深圳电子产业的影响却发生着重大变化，“大型国企的影响在下降，外资和民营科技企业两头上升”。
在华为之后，深圳目前活跃着大批销售额在5亿-20亿之间的中小企业，例如迈瑞、金蝶、同洲、朗科等，这些民营高科力量经济总量虽小，然其行业前景以及技术水平正在高速成长当中，“这些中小企业都可以视同为90年代初期的华为”。
深圳是全国大城市中出口总额最多的城市，2004年788.46亿美元，其中三来一补和来料加工两类贸易出口和为597.8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76.8%。从数字上看，外源经济主导的局面尚未打破，然而内在的变化正在发生。
在广东制造最初打造的品牌中，已经有人开始从过去单纯的处于产业末端的低成本加工处境中分裂出来，例如华为和中兴通讯，这种分裂是一种“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演进的前兆。
能否均衡发展？
令人担忧的是，处于珠东“窗口”位子的深圳模式似乎只有一个特例，这种模式能否代表珠东电子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吗？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广东接收了大量按东亚“雁阵模式”以“前店后厂”方式从香港到珠三角地区的约5万家传统产业制造业的工厂；90年代初期，欧美、日韩跨国制造企业和韩、台企业转体向珠三角转移IT零部件企业和IT装配企业，直至迁入整机制造业。
据广东省科技厅统计，1979-2004年广东累计利用外资1865.4亿美元。这样大量接受国际产业、资金、技术设备转移的以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路线，构成了广东经济的外源型特征。尽管外源经济给珠三角产业配套环境带来过直接推动，但是20年后其负效应正在凸显。
实际上，在珠东电子走廊上，处于广州与深圳之间的东莞最为深陷外源型经济的困境。东莞的生产模式相比深圳、惠州都要单一，“三来一补”、进料加工模式，OEM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东莞完全处于低产值的产业链末端部分。
调查报告显示，在东莞14000多家外资企业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仅155家，“三来一补”企业基本上不开展研发活动；这反映出外资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只是把东莞当成一个加工厂、装配基地，长期以来东莞几乎没有建立起自我品牌的企业，产业的优化、升级，难以改变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这使东莞的自然资源不堪重负。
据广东官方数据显示，东莞全市31个镇(区)大部分都耗尽了土地资源，2465平方米居住2400多人，这样的人口密度远远超出了其它城市地区的负重。
即使是人才密集的省会广州，与深圳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意识与投入上差距也正在拉大，据广东省科技厅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广州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的比例一直低于深圳与佛山，2003年R&D投入广州占GDP的1.08%，甚至低于全省1.34%的平均水平；最近三年的研发投入，深圳为广州的3.55倍。这直接导致2003年广州高技术产品产值1121.80亿元，远远低于深圳的2482.79亿元。
种种迹象表明，珠东电子走廊要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首先要解决的是产业带均衡协同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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