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稿／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了一组数据，其中透露，在2005年国土资源部开展卫片执法检查发现，2003年10月至2004年9月，全国15个城市70多个区县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数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数的63.8%和52.8%，有的地方高达80%和70%，有的甚至在90%以上。另一组数据是，今年通过对2004年9月以来的用地检查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
左右，多的甚至仍然高居90%以上。
以上数据的报道来自北京一家报纸，该篇报道所使用的标题是《迁就违法用地 一把手要受罚》。应该说，这个标题很准确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是本篇评论标题所涉及的话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某些地方政府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有些甚至是地方的党政的实权人物。
地方政府缺位、地方政府失职、地方政府腐败、地方政府是不正常现象的保护伞，以上这些排列都可以用事实来加以佐证，而且有些事实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以违法用地比例达90%以上的事实为例，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介绍，去年对某直辖市的一个区进行卫片执法检查时发现，在成片开发的“造城运动”中，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的79.3%，面积占70.3%，其中91.3%是耕地。这些耕地都是从农村集体组织那里租来的，没有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其中相当部分用地还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另外，西部某城市的一个工业小区占地2000多亩，全部是租用农村集体土地。
那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一下子就把2000多亩农用地租出去？开发商有那么大的胆量吗？所以，正像国土资源部的那位负责人所说，所有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中央政令在一些地方难以贯彻落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土地问题上比较明显。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何以敢于这样，连中央政令都“难以贯彻落实”？
这个问题相当重大，笔者回答不了。它应该由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各自的答案。也许答案有许多个，但离不开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需要加强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高涨热情”，用比较直接的词就是疯狂的政绩观，一届政府5年，大干快上，留下政绩工程越多越好，这些造成了土地使用的严重失控。
违法用地高达90%，也许有些地方政府并不以为然，也许甚至不会引起中央政府的严重关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高达90%的违法用地就不仅仅是土地的流失问题，而是涉及到人民对发展的信心。试想，一个被强行占用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人，他的心态会是什么样？如果这个人变成群体，那么整个社会又会是什么样？所以，笔者曾经撰文，希望中国借鉴印度“平静而缓慢地崛起”的做法，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思考，用更稳健更坚定的改革步伐，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把所有决策的着眼点都落在“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上，但不知这样的呼唤能不能起到一点作用。
地方政府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违法用地，它包罗的东西太多。比如最近刚刚浮出水面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隔离的问题，其公开发布消息的理由是“因生活腐化”。说得广义一些，地方政府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从刘志华身上人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有人说，刘志华就是刘志华，不要扯上地方政府。笔者说，在中国改革发展、图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而地方官员从以权谋私到腐败再到“腐化”，是一个系列工程，没有腐败绝对不具备腐化的条件，也就是说，腐败是腐化的必由之路。想想看，仅违法用地一项，就达到90%的高比例，这里边隐藏着多少肮脏的交易，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某些地方的地方政府这一层，上遮中央政府，下压普通百姓，仅仅从违法用地这一件事上，是不是到了该整治一下的时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