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修课到必修课

　　本报记者 谢言俊

　　上海报道

　　19年后，很多人仍然记得那个京城9月，在人大校园里快意行走的全无瑕。

　　在那个盛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全无瑕有理由相信，她的张扬，不仅来自一身让人惊艳的小丑装扮，更源于她选择的全新身份——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她是班里的四十五分之一。

　　1987年，全无瑕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管理专业毕业，毫无顾虑的考入了刚刚开设的人大法律系知识产权法第二学士学位班。

　　“我们是‘母机’下的蛋。”全无瑕戏称。“人大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起到了中国知识产权教育‘工作母机’的作用。”全无瑕的班主任，现任中心主任刘春田骄傲的指出，1987年的全无瑕和第二学士学位班一起，开启了中国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机制。

　　就在“母机”启动前的五年间，中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为它的第90个成员国；随后《商标法》和《专利法》相继颁布——这被视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开始。

　　继人大之后，知识产权专业在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20多所高校迅速兴起。据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陈美章统计，全国高校毕业的知识产权人才至今已有约3000人。其中，本科1000多人，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约1000人，硕士数百人，博士数十人。

　　19年后，全无瑕，还有更多从“工作母机”毕业的人，却早已远离了知识产权领域。“同学中，从事真正和知识产权相关职业的不到一半了。”

　　“工作母机”

　　“工作母机”的建立，直接来自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寿康教授的推动。

　　郭寿康，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讲席，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三部法律起草的专家——这三部法律，被视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1992年前后，郭作为唯一的非官方成员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1979年3月，53岁的郭寿康接到了起草第一部《专利法》的任务。这一年，“知识产权”在中国年仅6岁。郭寿康后来考证：直到1973年，新华社一篇外事稿中首次提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是“知识产权”这个汉语词汇的首次亮相。

　　而对郭寿康来说，起草《专利法》的窘迫让他意识到，需要培养中国的知识产权人才。

　　派遣研究生出国学习成为了首选的方法。现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等成为了第一批幸运儿，临行前，郭寿康等人对他们进行了3个月的突击培训。

　　但郭很快发现了不足：不仅出去的人数量很有限，而且不同的国情之下，国外所学不一定适用于国内的情况，“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培养人才”。

　　郭的想法得到了与其私交甚深的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的支持：“中国有了法律和审判制度，应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基地。”

　　合作从1987年开始，首届知识产权法第二学士学位班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德国政府资助下诞生，学制两年，每年约招收30人。

　　考虑到知识产权涉及很多理工技术知识，招收理工专业本科毕业生的第二学士学位被认为是最好的培养模式。全无瑕回忆，班上45名同学基本都是学工科的，少数为数学、物理等理科专业。

　　虽然学位班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但在全无瑕记忆中，因为是第一届，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当时课程设置并不正规。

　　一个无奈的安排是：传统法律本科专业的课程《宪法》、《民法》、《刑法》甚至《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占去了绝大多数课时，而真正相关的专业课《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缺少足够的讲授。

　　虽是如此，经过19年的努力，“工作母机”的作用日益显现。刘春田披露，人大共培养了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500余人，另有硕士、博士近百人。1994年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中，人大第二学位班被列为中国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的证据。

　　“国内只要是知识产权相关的活动和会议，一抬头，主席台坐着好几个老同学。” 全无瑕说，他们第一拨学位班的同学，毕业后播下了知识产权第一粒种子。

　　1989年7月，刚毕业的全无瑕应原学校要求回到吉林工业大学组建法律专业，第一次开设了知识产权法课程。曹新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所主持的知识产权学院已培养了15届硕士研究生和5届博士研究生。而李永明、杨建斌、巫玉芳(女)等则在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汕头大学等主持知识产权法课程及研究生教育。

　　1∶50的偏差

　　毕业返校开设知识产权课程1年后，全无瑕留学俄罗斯，专业涉及哲学、社会学、机械、法语，但再也没有回到知识产权。

　　她的室友丁红等4人出国、6人从政、3人投资房地产或煤矿。现在从事企业文化创意设计工作的全无瑕说，知识产权专业的毕业生们逐渐远离了本专业，这与知识产权教育者的初衷相违背。

　　而这种远离的趋势仍在加剧。在人大1999届35名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中，仅有7名从事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北大知识产权学院2005届知识产权第二学位班的毕业生总数30人，就业的26人中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不到50%。

　　这样的数字，显然与学者们描绘的国内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图景”并不相符合。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郑胜利推算：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应按技术人员的4%比例设立知识产权人才，中国目前有200多万技术人员，总需求量应是8万人。

　　和不足3000人的总数、每年不到200人的增数相比，郑胜利测算，国内知识产权人才的供求关系应该是1：50——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但这块蛋糕仍停留在“画饼”的阶段——如此巨大的需求并没有在就业中真正体现出来。

　　据人大1999届35名第二学士学位一位毕业生回忆，当年明确提出要知识产权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只有两个：美的企业集团、山西万家寨水利枢纽。而在当时，班上每个同学都把留京作为自己的不二选择，两个指标最终被浪费。

　　“在国家机关用人逐渐饱和后，企业应当成为富集知识产权人才的主体。”刘春田说，但目前除华为、中兴等少数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外，大多数国内企业尚没有这种意识。

　　人大99届第二学士学位班毕业生、上海智信专利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吴林松透露：该所每年代理的2000多件商标、专利业务中，绝大多数为在国外碰到纠纷的民营企业。

　　还有更多的原因让毕业者们选择了放弃——比如，“打假的艰难和时刻面临着的人身威胁”。

　　人大99届第二学士学位班毕业的7名坚守者中，在一家英国调查公司担任打假调查员的张心聪就职仅半年零7天——2001年6月23日，一次触手可及的死亡经历让他决然辞职。

　　而面对坚守本专业的优秀人才，教育者有着另外一种担忧：他们正在大批流失到跨国公司，或服务于外企，成为中国企业的谈判对手。

　　全无瑕的另两位室友便是例子：蔡晓虹则成为在东南亚企业眼中首屈一指的专利、商标代理人，成为同学中最富有的一个；陈永红留学德国，之后成为了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这样的选择还来源于利益的取舍。

　　115家涉外专利代理事务所(总共595家)中，业内人士介绍，代理国内企业业务通常只能赔钱或者持平，而国外的业务则忙不过来，占据了绝大多数收益。

　　而根据中华英才网的薪酬调查数据显示，在跨国公司，专利代理人的年收入平均在50万人民币左右，排在律师之前。而在国内，年薪在10万元左右，低于律师的14万元下限。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课”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很多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企业并未设置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岗位或部门。

　　而这成为了解释知识产权专业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不是我们不想招知识产权专业毕业生，而是很多人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一位企业老总向记者抱怨，在企业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的知识结构，他们需要懂技术、懂法律、会外语的知识产权人才。

　　显然，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认为，偏重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学习，欠缺实务操作训练，因此难以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

　　不仅是学者，官方也认同了这一说法。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的《知识产权人才“十一五”规划》指出，知识产权专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

　　“和国内大规模的学历教育相比，美国等国家更有效的办法是把知识产权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基础教育当中。”郭寿康介绍说，在美国，只有在斯坦福等少数高校才有类似知识产权研究生的教育，学生比人大少得多。

　　“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课，更应该是道德品质教育课。知识产权存在于那些经受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头脑之中。”陈美章认为。

　　“一个旨在‘知识产权从娃娃抓起’的庞大计划即将出笼。”陈美章说，这个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制定的计划，将争取用10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范围内开展知识产权基础教育；把知识产权基本理论列入在校各专业大学生必修课。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显示，这个计划还将包括“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即到2010年，培养知识产权博士100人，培养知识产权硕士l000人，培养知识产权学士l0000人。

　　专家说，国际贸易正在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重心转移，而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确立将激发企业释放对知识产权人才的强大需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不久发布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了2452件专利申请，比上年增加了43.7%。至此，中国超越

意大利、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首次跻身专利合作条约用户世界“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