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本报记者 文平　郭宏超 北京报道

　　全国两会上，人们不仅看到“少取多予”这条“鱼”，还得知农业产业化将使“鱼”变成“渔”。遗憾的是，当下的“大气候”和企业家的耐心，都不太适宜“渔”。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认为，若要使“鱼”成“渔”，就必须注入政策、立法和投入这“三点水”。

　　“少取多予”是鱼

　　产业化是渔

　　“全社会都要大力支持农村发展。”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农村地区今年将从中央政府支出中获得3397亿元人民币。尽管中央政府拟定分配给农村地区的支出，较去年增长了14个百分点。但用8亿农民作分母一除，增长还是温和的。

　　“我想谈的是，国家下大决心在新农村建设投巨资非常对。但是3390多亿，每个农民摊多少？几百块，还是不多。“温总理做完报告的第四天，全国政协常委、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下榻宾馆的媒体吹风会上说：“何况，这些钱不是给农民的，有很多是修路修桥修水利办教育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3月1日，全国政协礼堂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郑新立、国务院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韩长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150余官员、专家、农业龙头企业领导人，出席了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与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农村建设·龙头企业高层论坛”，有发言者表示，给农民减负、增加财政支出，都是“鱼”，而以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则是“渔”。全国人大代表、郑州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说，中国现有58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果每个企业都像他所在企业那样带动三四十万人的生活，将可带动3亿多农民增加收入。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请刘永好到他的办公室，问他涉农的民营企业在做什么，规模有多大，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考虑？刘回答说，现阶段中国农业领域，国有经济已经相对比较少了。全国分布在各地县、市、省的龙头企业已经超过了万家，而这万家90%以上是民营企业。

　　当晚，刘和八位出身于涉农民营企业家的政协委员，在他的房间，“谈到差不多12点”，直至空军招待所的警卫打电话提醒他们离开。刘对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新闻媒体说：“我们在谈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该怎么办？”

　　随后，刘和二十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发出倡议，号召民营企业“争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排头兵”。据刘说，此事业已得到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支持，不日即将公诸于众。

　　期待“气候”与耐心

　　瓜果蔬菜的生长，需要适宜的气候条件。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涉农企业家认为，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化须臾不可离，农业产业化则与全社会的“大气候”不可分离。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对本报记者说，“国家还要考虑培育农业企业的‘大气候’。”徐2000年接手了政府的一个高科技农业项目，四年投了4个亿。他说，企业家们在论坛上相聚，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一般先说“搞化工”，再问就说“也做物流”，接着问下去，最后才说“还搞点农业”。因为他怕人家跟他说，你把银子投到

房地产多好，现在不是几十亿都赚回来了吗？

　　徐说，有些时候在论坛上互相介绍，有的企业说自己是搞房地产的，好像腰板儿都硬一些。搞农业企业的，往往都会为几十万、几百万的贷款而发愁。所以他感觉到，农业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包括对农业企业的态度，都不够友好……说为什么搞农业企业？“真奇怪，难道搞农业企业的人笨吗？”徐无奈中有细微的愤然。

　　刘对此显然感同身受。他说，搞农业的经常觉得灰溜溜的。因为一年做房地产的收益超过做十年农业的收益。农产业不但收益比较低，周期还很长，风险特别大，除了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以外，还有自然风险。

　　依照刘永好的理解，国家一般不会将资金投在农产品加工和生产的第一线，而可能只会对农产品加工和农业加工作适当的补贴，你要问它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刘说：“第一是给全国涉农的企业家们一些信心，表明国家要重视，政策要引导，这是最重要的。”

　　徐冠巨说，投身农业产业化，除了大的宜农的“气候条件”，还需企业家自己有耐心。他们经过了四年的试行，经济效益是年年亏损，到去年秋天才第一次收获39万元的利润。

　　事实上，光有耐心还不够。去年，徐冠巨售了3500万株苗后发现，同样是农业企业，也有一点不一样：你离农民越近，效益就越低。但要帮助农民，就得跟农民近。比如他们搞种苗，工厂的种苗总是比他的要贵。徐说，他们不知道我的种苗有什么好，但他们知道“无商不奸”，你要卖我种苗总是要收我的钱的。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接了政府的任务来为农民服务的，但要打破农民数千年来自己育苗自己种的习惯，让农业像工业一样，形成专业化的分工，不晓得有多难。

　　要政策 要立法 要投入

　　3月9日上午，刘永好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重农政策的出台才刚刚开始，相信今后的政策会越来越多。现在国家对农业的直接间接的资金明显增大了，但是究竟怎么去做怎么去分，还有待观察。在他看来，要让投资农业的人有耐心，若要形成投资农业的“大气候”，需要国家的政策和立法支持。

　　有志于做世界级农业企业董事长的刘认为，国家对投资农业者的补贴，应从补计划补过程转变为补结果。刘觉得，像他们那样已经在农业领域干了几年十几年的企业，已经带动不少农民致富的企业，理当根据结果给予支持。他说，补结果不仅效果会非常好，而且很公平。

　　有人大代表证实，当下中国确实存在补计划和补过程的现象。据悉，国务院诸多部委都有一些支农资金，但稍欠透明。有些敏感的“猫”，一闻到“腥”，就“照葫芦划瓢”，装扮成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用钱铺路，“跑步前进”。争取银行贷款同样存在类似现象。部分企业以农业的名义获得贷款之后，至多投一半给农业，余者便留作他用。刘永好说：“这种情况不少，真正用在农业领域的可能就一半。你本身不做农业，你目的是做过程，对结果缺乏了解，又没有耐性，怎么做得好？”

　　刘在是次两会上，还提交提案，希望国家通过立法，把对农业的支出增大并固定下来。他建议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补助，应随国家的财力增长和农村的现状逐年增长，并且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证。他解释道，对农业的投资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农业生产发展、对优势产业的投入。

　　全国两会上，部分涉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受本报访问时称，真要让“城市支持农村”，就要动员更多的民间资金投资农业，光靠国家的资金支持是不够的。他们相信，资本是趋利的，只有当国家的产业政策，让投资农业的回报，达到和房地产投资一般水平的时候，才会有很多的资金投到农业。国家政策必须设定这样的导向，而不能指望所有的企业家都像徐冠巨那样讲究“社会责任”“为政府解忧”。

　　一个试图在今年投放3万个冰柜去农村建现代化服务社区的全国人大代表说，他想让城市享受到的生活农民也享受到，要提供农民买得起的便宜的服务，建便民店、小诊所、小农业指导站，小的图书馆，小的托儿所等等。可是，哪里去贷款呢？作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贷款不是很难，银行都愿意给他们贷款，但是需要抵押，抵押的资金很有限，这样就不能做大做强。眼下，国家说了，要是有市场好的企业就要支持它，尽快地做大做强。这个口号很动人，可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把政策落实到位。

　　这位企业家进一步问：“我们在农村建立服务机构，政府给什么政策？免税使成本降低，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33%的所得税等等税收都免了以后，这样农民不是收益更直接吗？政府能不能这样做？”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李晓方不是企业家，她没有心思讨价还价，但她对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上的含糊不清表示遗憾。她对本报表示，将在人代会闭幕前，递交一份议案，要求将农业科技投入从笼统的科技投入中单列出来，明确写出一个数据，以免地方和部门嘴里喊着“科技兴农”，手上的支票却被非农项目拿走。

　　除了科技兴农的政策建议之外，有不少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在议论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有人建议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自由买卖。还有一部分人说，农民把土地卖了就到城市里去了，在城市里做得不好就回不去了，没有保障就容易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声称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一位全国政协常委说，他觉得让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权，总是好的。

　　链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要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继续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为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从今年起，国家财政将每年安排支出1030多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0多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