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万人的生计焦虑 民营快递质疑邮政法修改稿

　　见习记者 王娜 本报记者 左志坚 北京、上海报道

　　“这次是生死攸关，要豁出去了！”

　　2月13日，身怀一份特殊的快递，从事民营快递业务已经近13年的上海东方万邦快递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平和他的同业伙伴们急赴京城，开始了为期四天的游说之旅。

　　在距离今年4月全国人大审议《邮政法》修改第七稿(以下简称“第七稿”)并有可能通过实施为时不多之际，虽然此次民营企业代表们亲自快递的意见书远不足350克，但事关数十万家、拥有三百多万从业人员的民营快递企业的生死。

　　“第七稿第十条规定邮件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国际信件的速递业务和单位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国内信件速递业务除外。但是350克以下业务占到我们公司90%以上的业务份额”，刘和平说，一旦第七稿审议通过，民企快递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将被贴上“非法”的标签，公司恐怕难以为继。

　　

中国邮政自有收回邮政专营权的理由：一肩承担云、贵、川、新疆等偏远山区的邮政服务之下，企业亏损严重，而目前民营快递把中心城市赚钱的业务都拿走了：2005年民营快递公司快递量超过90000万件，占全市国内快递量的70%、市内快递量的95%以上。

　　事关“恶法”“良法”之名，北京城内，国家邮政局、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财经委、信息产业部的司、处级官员们，备好圆桌静候刘和平们的到来：这次他们要做认真的倾听者。

　　2月16日上午，刘和平们最后与发改委官员会面，结束了这场为时4天的游说之旅。

　　“我们的意见已经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邮政法》将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原定四月的审议计划有可能会推迟。”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货代协会)快递委员会秘书长刘建新介绍。但是可能推迟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法制办的证实。据业内人士透露，邮政系统内已组成专家小组，将在本周末召开会议对第七稿就反馈意见进行讨论。

　　京城四日

　　2月13日，刘和平会同上海盛彤(申通)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快递有限公司等8家民营快递公司高层飞抵北京。

　　下午2点，国家邮政局行业管理司司长达瓦、行业管理司法规处蒋强等官员坐在了刘和平对面。

　　“我们会向上级反映情况的。”邮政官员表明了态度。离开之际，刘和平委托达瓦将一份书面材料转交给国家邮政局局长刘安东。达瓦则将手机号码留给对方，希望“保持联络”。

　　2月14日上午，中国货代协会等三家协会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外贸司、条法司、政策研究室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官员到场。

　　第一个发言的刘和平对第七稿《邮政法》提出四点质疑：邮政法违背中国入世承诺；违背《非公经济发展36条》的精神；违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对国内进出口贸易流程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刘和平代表的是同城快递的从业者。接下来发言的代表呈现了国家邮政局之外，快递行业的复杂性：这包括天天快递总裁徐勇、亚太快递协会中国首代闫春林、上海快递协会律师彭旨平、TNT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大田集团法律顾问、中国货代协会秘书长刘建新、UPS代表等人。

　　发言依然针对《邮政法》第七稿中的一些条款：引发很大争议的“350克以下邮政专营”，能否不以重量为专营范围的标准，而以资费为标准？邮政普遍服务基金能否取消？

　　曾参与《电信法》立法的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吴国华处长表示，《邮政法》修改首先要掌握政企分开等原则；另外，修改稿中“普遍服务”与“竞争性服务”概念不好界定。他建议，“能否像电信改革一样，分成‘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进一步明确快递是增值服务。”

　　“我们立法单位听取意见非常必要，请大家放心，我会如实地向领导反映。”接下来国务院法制办张要波处长的发言稍微舒缓了紧张的气氛。

　　一切马不停蹄。2月14日下午，刘和平等人来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接待他们的有三位官员。

　　“我们全国人大没有部门利益，我们会提供立法的公共平台，现在还在等国务院《邮政法》定稿，大家先不要急。”一位处长表示，“之前个人所得税法修订都是公开的，电视台转播听证会，效果很好。我们要开门立法。”

　　“大家的忧虑我们能理解，但大家要有信心。快递市场客观存在着，不会因为一部法律受到影响。大家要团结起来，增加信心，多增加话语权。我们也要持续不断，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邮政法也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这很正常。我们希望尽早进入人大审议阶段，诸位的生意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另一位处长表示。

　　2月15日上午，刘和平等人步入国家邮政局所挂靠的信息产业部。

　　这些民营快递的从业者向信产部官员透露了一些邮政与民营快递产生冲突的案例，希望信产部对邮政部门有所制约，避免产生大规模对抗。

　　信产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处长说，“感谢上海代表反映情况、数据为立法提供参考，我们希望了解各方反应，我们不光会向部领导反映，还要向立法有关部门反映”。

　　与众多的部门官员一样，这位处长给民营快递代表留下了电话、email，希望能“保持沟通顺畅”。

　　利益结

　　民企一直质疑：第七稿是否是起草人站在邮政行业的立场，通过法律维护邮政企业的利益？

　　对此，全国邮委学术工作部常务副主任顾联瑜坚决反对，他认为《邮政法》修改过程始终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且“第七稿放开了350克以上的业务”。

　　据顾介绍，《邮政法》修改小组成立之初确实设在邮政局行业管理司，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修改意见成形之后就进入信息产业部，与各部委之间进行协调，由信息产业部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现在说是第七稿，实际上已经有十几稿了”。

　　争议的关键仍在于350克的生死线。

　　目前国内快递市场已发育成熟。《上海部分民营快递企业对〈邮政法〉第七稿的意见》披露，上海全市民营快递企业已有6000多家(全国性的民营快递企业有70%左右的总部在上海)、10多万从业人员、年营业额近20亿，而350克以下信函和包裹占据了这些公司业务份额的绝大部分。而现在修改稿中有关350克的规定，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了众多民营快递企业的头上。

　　对此，中国货代协会建议，“将350克再降低，如降至200克”。

　　除了专营范围，民企对修改稿中“征收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均有所不满。这部分基金原意是补贴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的亏损，但在国家邮政局分拆方案中，“从2005年8月起到2010年8月，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的亏损，有一部分将依赖

邮政储蓄在中央银行的转存款收益来弥补，至于剩余亏损以及2010年8月1日以后的亏损，财政部都将酌情补贴。”

　　实际上，跨国公司一直将“普遍服务基金”视作“双重征税”，认为是市场开放的一种倒退。

　　中国货代协会解释，“大部分(非邮政快递)企业与邮政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独自经营，从来不属于邮政系统，从未接受过邮政的管理，从未享受国家给予邮政的各项扶持政策和便利条件(如国家巨额补贴，享受免税等)。而国家给予邮政的补贴却来自各行业非邮政速递企业缴纳的税收，应该不存在再行缴纳‘普遍服务基金’的情况，建议取消。”

　　或者，“普遍服务基金征收多少要召开听证会，并在法规中明确征收的对象、方式、使用、监督等，并不得损害其他快递公司利益。”

　　邮政的两难

　　在媒体对民营快递普遍同情时，邮政普遍服务巨大的压力则被忽视了。

　　“如果你从北京发信到贵州省从江县的一个苗寨，信件首先从北京达到贵阳，再到黔东南自治州邮政中心局，因为县里没有邮车，由从江县邮局雇佣中巴送到乡邮所。往往一个乡邮所是几个乡共用，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局长和一个邮递员，我仅跟着一个26岁叫石贵和的邮递员走了两个村就花了三天时间。”一位熟悉

邮政体制改革的专家称。

　　“那些民企能把业务开展到偏远山区吗？”目前，民企快递公司占据的都是中心城市，商业信函是主送业务。而对于中国邮政来说，每封信8角钱的邮资根本无法应对偏远地区几近40元的成本。这类耗资巨大的“普遍服务”一直是邮政提高专营门槛、收回EMS快递这块盈利业务的专营权，填补企业亏损缺口，以及征收普遍服务基金的现实原因。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和邮政业务的特殊性”，中国货代协会表示，并不反对邮政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拥有专营权。

　　而刘和平们的质疑是：就算邮政专营350克以上函件，邮政自身有能力完成这些业务吗？

　　目前在上海，市内快递量的95%以上，其中包括上海90%以上的进出口报关单据、50%以上的银行票据等急件的递送，皆由民营快递商完成。

　　“不要说所有的民营快递企业一下子突然死亡，就是停业1天，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也将受到强烈的冲击。”刘和平道。

　　“即使不考虑民营快递企业效率明显高于邮政这个因素，上海邮政至少要增加10万人(现不足1万人)，全国邮政至少增加2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