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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加 发自北京
控烟组织处境不佳
作为一位民间控烟人士，焦德成多年来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中。
1989年，焦德成在内蒙古包头市组织成立了“抵制灰色迷雾报告团”，主要工作是去各学校作报告，向青少年宣传不吸烟。
但焦德成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十多年的控烟工作中，经费是最大的障碍，缺钱让很多工作无法开展。“我个人就往里搭进了将近4万元。”他说，“我们去学校作报告，不好管人家要钱。但我们的交通费、复印费，却没得减免。”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下称“控烟协会”)副会长沈尔礼告诉记者，各地的民间控烟组织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经费，当然也包括控烟协会自己在内。
退休前在卫生部任职的沈尔礼说，此前，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由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任，经费也多一点。现在不再兼任了，经费越来越困难。目前，协会的9个工作人员的工资，靠不断组织控烟会议获得的赞助来发放，而且发放并不稳定。
利益与健康的权衡
控烟协会前副会长张义芳认为，在推广禁烟和考虑国家利益之间，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2004年，中国的烟草税收达到21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0%，烟草企业无一例外成为各地的纳税大户。在这种情况下，控烟组织在各地的遭遇，也就显得微妙。
焦德成说：“1996年，我们曾经在包头搞过无烟草广告城市活动，那时候确实没有了烟草广告。但很快，烟草广告又冒了出来。”
为此，焦德成走访了包头市卫生局和工商局。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但实际问题仍没有解决。
“不能牺牲人民的健康换来短期利益。”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研究所主任周刚对记者说。
周刚曾经参加过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地烟草专卖局的一位人士在现场说，烟草对国民经济是有贡献的，烟草的危害在医学上还没有更多证据。周刚立即反驳。
“地方上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利益，一方面又要考虑健康问题。但在选择的时候，很多地方往往选择前者。”周刚说。“一定会履行大国职责”
目前，中国的烟民达3.5亿人，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近100万，控烟形势严峻。
“控烟之路还很漫长，取消烟草也许要100年、200年，甚至500年。”张义芳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说，为确保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等部门正计划成立一个控烟协调办公室，共同研究制定控制烟草的战略规划，并协调各方面履行《公约》的基本要求。
“中国既然已经签署了《公约》，就一定会履行一个大国的职责，我们充分相信这一点。”姜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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