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追债折射中国信用环境 商业信用亟待重构

　　作者：孙晨 

　　在赔进所有积蓄而又追债无望的情况下，海子——这个曾冲着图书出版“暴利”而来的“书商”梦想也随之终结。现在他又成为一名小公司职员。

　　一个又一个闯荡者被“老赖”们击垮，海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出版领域的追债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目前中国的信用环境。

　　权威调查

　　追债：一个倾家荡产的闯荡者和他的出版生态

　　2006年年初，近500家民营“书商”把位于北京西南的京丰宾馆挤得水泄不通，一年一次的民营图书交易正在火爆举行。

　　然而，在这繁荣的图书交易背后，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触目惊心的欠债问题却一天比一天变得严峻。

　　“现在，全国出版业的欠款总额已经累计超过200亿元了。”中国出版研究所研究员朱诠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哪一天资金链绷断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业内人士尽知，在出版界被拖欠款搞得血本无归者不计其数，而欠款者中甚至包括新华书店这样的“大户”。据专家称：“欠款问题充斥了整个出版产业链，成为了行业大害。”

　　破产在“暴利行业”的潜规则中

　　曾经雄心勃勃的“书商”海子告诉记者，出版市场的“水”太深，他这辈子再也不想沾这行了。海子回忆说，当初他和朋友凑了80万元做经管类的图书，他们做的书卖得还行，但最后却有60多万元书款追不回来。在赔进所有积蓄而又追债无望的情况下，这个曾冲着图书出版“暴利”而来的“书商”梦想也随之终结，现在他又成为一名小公司职员。

　　海子说，他没想到跨入这个行业的第一步就掉入了陷阱。在2004年的一个图书订货会上，第一个垂青海子图书的“老师”是一位南方某省的地区个体发行商(注：行业内大家都彼此称呼“老师”)，那人翻了翻书说他们那边整个地区都由他来包销，让海子先发800本过去，并特意说只要货一到，马上就给海子打一半现款来，余款3个月后再结。

　　“他首批进货就是800册，并说一接着货就打一半现款。能这样抬举我们，我当时特别感动。”海子说，他当时就像见着了“活菩萨”。一般的地区发行商首批订货就只有200本或300本书，眼前这位显然算是大户了。海子立刻就同意了这位“老师”的包销要求，他当时只想到“双方紧密合作、共同发财”。

　　“我的同伴当时还提了一句，要不要签个合同？对方说，你们是新入行的吧，看看整个订货会上，谁跟谁签合同啊？”海子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签合同也是图书行业内特有的规矩，大家都是“

文化人”，“怎能不相信人家。”

　　海子很快将800册书发到对方那里，然后开始期待回款。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对方没有一点消息。在海子多次电话催问下，对方终于回了不到1/10的书款。

　　海子开始着急了，他再次打电话过去，对方态度倒是和蔼，说他们已经给海子打过去一笔款了，证明他们是有诚意合作的，做生意要有长远眼光。面对这样的大客户，海子只好等待。

　　此时，海子不知道，他的一只脚已经迈进陷阱了。

　　在图书行业，赊销的账期一般是3个月。于是3个月后，海子又开始电话催问对方，对方以零售商回款慢等各种借口推脱回款。

　　半年后，海子再次打电话过去，对方态度开始强硬，说书销得不畅，要海子帮忙处理一下退货。海子听得出来，对方在以退书相威胁。但没办法，因为一般经管类图书的销售期就是6个月左右，过了销售期还出不了手、退回自己手里就危险了。海子于是好言相劝，希望对方再努努力、帮忙把书销出去，最后还答应继续给对方发点新书。

　　接下来，海子硬着头皮又发了200册新书给对方。海子不敢频繁催问，只能是心急火燎地等待。

　　然而，一年后，当海子再次电话催问时，对方却突然无人接听电话了。海子开始感到不妙，决定去看看，到了那里才发现早已经人去楼空，那个发行商“人间蒸发”了。

　　“1000册书，就这么让人坑了。”海子懊悔地说，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不少地方的“老师”经一再催问仍拒不回款，最后开始纷纷退书。按行里的规矩，退书的运费由出版商负担，海子不但没收回书款还垫了不少运费。“我一看退回来的书，鼻子差点气歪，有的地方当初明明只发了几十本书过去，现在却退回来一大箱子，而且什么出版社的书都有，就是没有我们的书。”海子称，剩下的大部分欠款他再也无法追回。

　　一民营图书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行商是欺软“哄”硬，对初次打交道的出版商，往往故意拖延打款账期或故意只打一小部分款，目的是试探对方反应。如果出版商逆来顺受，发行商就一次比一次变本加厉地拖欠，直到把出版商拖进欠债的泥潭，欠得越多，他们就越依赖发行商。如果出版商反应强烈而且后续有好书要上市，那发行商就会及时地回一次款，以便争取新书发货，建立较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对方没有什么后续的好书品种，又追账追得很紧，那就只好让他永远等着吧。

　　欠款源自“赊销制”

　　与书商海子相似，在一家中央级出版社发行部工作的小余2005年底，也正为讨债的事儿忙得身心疲惫。“每天早上不到8点就要出发讨债，晚上11点以后回家更是常有的事。”小余说，会销售的是徒弟，会收款的才是师傅。到年底时，出版社考核的侧重点不是你在一年里销售出去多少书，而是看你收回多少账款。“图书出版业的欠款现象一直存在，而且越欠越多，越来越难追。”

　　据小余称，他们的欠款“大户”多数是一些地方的新华书店，因为新华书店是图书销售的主渠道。“一些新华书店好像认为欠账是应该的，你来要款或对账，你就慢慢排着吧。”小余说，新华书店向出版社要书时，我们不能不给。但我们向新华书店追书款时，他们却总是拖着，出版社无可奈何。“毕竟新华书店的展示效果、影响力还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的人脉关系也是我们比不了的。”

　　有业内人士告知，欠款的问题正是源自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之间实行的“赊销制”，即出版社先给书、后收款。双方之间通常也是不签合同，有时凭一个电话或传真就发书。通常的账期是3个月，但是几乎没有一笔款能按照账期回收的。

　　小余介绍，他们这样的大出版社发行人员一年365天中有200天要在外地挨门挨户地拜访讨债，并戏称自己从事的是“有毒有害工种”。而为了追回欠款，“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了。”小余说：“一个经销商欠款60万元，我去催款时他给我倒了6大杯白酒，说一杯10万元，我要是都喝了就立刻还款。没法子，我强撑着灌下6杯白酒，然后就不省人事了。所幸的是，那人总算没跟我开玩笑。”

　　“子母债”恶性循环

　　记者了解到，出版业的债务链条并不仅仅局限于出版商与发行商之间，而是遍布了整个出版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据业内人士介绍，有时发行商拖欠出版商书款很可能是由他下面的零售商引起的：由于产业链中大都是赊销制，大发行商也被底下的小批发商或零售商拖欠。零售商与读者之间是现金交易，现金到了零售商手里却不一定及时返款，账期被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拖长，有时基层的小书店主因经营不善、卷款逃跑也是常事。此时大经销商就把风险转嫁到出版商身上，出版商又将债务传导给印刷厂……

　　“发行商欠出版商钱，出版商就欠印刷厂钱，这是‘子母债’。”北京郊县一家印刷厂负责人李某告诉记者，印刷厂与出版商之间也是赊销制，先印书，后付账。“现在印刷厂多得是，竞争激烈。河北的印厂就比我们还便宜。不收预付款的印厂多着呢。”李某说。

　　据李某透露，一些印刷厂被出版商逼急了，有时也会憋出一些“损招”——故意做盗版书。“反正胶片在印厂手里有拷贝，出版商不给钱，我们就盗他们的版，然后把盗版书拿出去偷着卖，补贴自己的应收账款。至于盗版书会不会影响正版书的销售，那不是印厂关心的问题。”

　　海子告诉记者，出版商的利润在正常回款的情况下是20%左右。“在收不到回款时，出版商们就只能从别的地方扣下成本，比如多印书但不给作者付版税，拖着不给印厂回款等等。”

　　出版业的利益一环扣一环，出版业的信用也是一环扣一环，不论哪一环出现问题，都会波及其他环节。朱诠研究员告诉记者，近年中国出版行业每年的销售额都保持在460亿至480亿元之间，而目前市场上现存的欠款总额却已经累计超过200亿元，而且账期在一年以上的欠款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如果不加遏制，这一问题将成为阻碍中国出版行业发展的一颗大毒瘤。”朱诠说。

　　透视

　　“老赖”缘何如此猖獗？

　　在出版行业一环扣一环的欠账中，“赊销制”、“包退制”和“免合同”等一些不成文的行业潜规则为“老赖”撑起保护伞，使得他们的违约失信成本极其低廉，可以恣意欠账。

　　发行商的钱到哪去了？

　　一位出版商告诉记者，当他被套住第一笔资金时，面临了非常痛苦的选择：“如果退出来，那么钱就搭进去了，永远也收不回来。如果干下去，就要继续往里投钱、忍受发行商的拖欠。”最后他选择了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因为“实在舍不得让自己的投资打水漂”。

　　“很多发行商不是没钱还债，而是不想还，因为他们都在挪用这些钱干别的(行当)。”一民营图书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语道破：“他们不仅干出版发行，还兼营其他行业，如

房地产、建材、运输等等。如果其他行业的资金周转不灵、捉襟见肘时就很自然地挪用本该给出版商的回款。如果挪用后一时半会又周转不回来，就只好让出版商倒霉。”

　　这位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有的地区的新华书店一方面欠了很多出版社的账不还，另一方面却花大把的钱把原来的书店扩建成写字楼，然后把写字楼出租赚钱。出版业简直成了一些人的‘提款机’。”

　　“一旦出版商陷入资金的泥潭，他就会很快把印刷厂和其他的上游环节的人都拉进这个泥潭。”前述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感叹。

　　不平等的规则作怪

　　据介绍，“赊销制”、“包退制”和“免合同”是由来已久的行业潜规则。 “出版行业的‘赊销制’就是先发货、后回款的交易方式。这样的做法使风险主要由出版商承担，发行商基本没有风险。而‘包退制’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发行商一方要求退货，出版商一方就必须无条件收货。在出版行业，退书的运费也一律由出版商承担，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 一位出版商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说，“免合同协议也是出版行业的一大‘特色’，每个链条之间的交易基本都是建立在不签合同、无协议的基础上的。交易中的强势一方总是胁迫弱势一方跳过合同签约一环直接进行交易，这也就为日后强势方违规创造了便利。”

　　“就算有合同，出版业的人也不喜欢打欠款官司，打官司的多是为版权纠纷”。北京致尚律师事务所张显峰律师指出：“这个行业很奇怪，大家普遍对欠款不还的现象表示无奈，但真为此闹上法庭时，又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另外，“打赢官司，丢了市场”的这种害怕得不偿失心态也使得这些出版商顾虑重重。

　　据介绍，在产业链中，这些不平等的规则总是由强势的一方建立的。前述民营图书发行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每年可选出版的图书“多如牛毛”，“出版商之间竞争异常激烈，他们不敢得罪我们，因为卖书的利润最终要在发行商环节得以实现。尤其是当我们欠了钱不还时，我们就更是‘爷爷’了，他们没办法的。”同样，对于竞争激烈的印刷厂来说，赊账的出版商也就是他们的“爷爷”，也得罪不得。于是“欠账不还”的一幕在这一环节也被重演。而那些被少付了版税的作者们，更是被坑得糊里糊涂。

　　访谈

　　信用整合的协调过程还很长

　　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信用研究中心主任陈新年

　　《中国经营报》：出版业目前的欠账问题非常突出，有专家估算出版业的欠账存量超过200亿元，这是中国商业信用缺失在出版业的具体表现。要解决商业信用缺失问题，应该如何入手呢？

　　陈新年：我认为，商业信用缺失问题既已形成，其解决的出路在于亟须建立一套可供查询的信用体系。如果交易各方的信用状况都能公开查到，我们就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失信成本很高，使失信者望而却步。比如，出版行业就可以把出版商、发行商等的信用信息在网上公开，方便查询，然后大家断绝与那些失信者的交易，从行业内部制裁他们。

　　从宏观上看，建立信用制度体系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格林斯潘曾说，如果没有信用制度体系，美国的GDP会降低5%～6%。而在中国，现在估计由于信用制度缺失造成经济损失可把GDP降低10%～20%，由于统计的不完全，实际的比例可能会更高。所以，建立信用制度体系对GDP的增长有实实在在的推动意义。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的信用制度体系建立的如何？

　　陈新年：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个统一的信用体系规划。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表示要出台一个“征信管理办法”，重点是研究如何采集信用信息以及如何传播这些信息，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台。2005年，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由商务部负责起草一个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现在草案已经完成，正在征求意见。

　　另一方面，目前已经有许多部门自己建立了相关的信用体系，比如工商局、税务局、银行、海关等等。但这些部门的信息往往都是为内部监管服务的，彼此之间各自独立，能对外提供查询的也很少。例如，今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这只是在银行领域内打通了银行之间的信息封闭，把各家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向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联网查询，服务于监管的。

　　《中国经营报》：上述部门的信用信息体系既然建设多年了，但为什么至今还不能整合起来？

　　陈新年：首先，现在对于能否让全社会共享这些信息争议较大。从法律上说，这些部门本来就没有法定义务必须把自己建立的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所以，应该有一些民间中介机构出面与相关部门沟通，承担信息公开的任务。这又需要建立发达的信用中介行业。

　　其次，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是容易的，但如何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公布出去却很难。因为这是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这个协调过程要经历很长时间。

　　我们到美国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的银行会免费给中介机构提供信用数据，然后再购买中介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解释是，“我只有给出信用数据，才能得到我所要的信用报告。”这种思路对我国各部门联手建立全面覆盖的信用信息体系应该是个很好的借鉴。

　　观察

　　商业信用亟待重构

　　超过200亿元的存量债务正悄悄地趴在全国出版业产业链上，而且还像一颗毒瘤日益膨胀。调查表明，商业信用缺失正是这一毒瘤做大的根源。

　　显然，对于既已缺失的商业信用，小修小补已无济于事，唯有重构。那么操刀重构商业信用的第一要务必然是尽量打破信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让交易双方的“身事背景”一目了然。

　　出版业内专家朱诠就提出了这样的构想：可以抓住发行商也需要品牌推广的心理需求，在出版商圈里建立一个权威的发行商或图书商厦“评星级制度”，由全体出版商参与投票，对口碑信誉好的发行商可以评高星级，对信誉差的发行商评低星级或根本不予评级，然后昭告整个出版界，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实在是个好主意，只是在操作层面还需详研。

　　实际上，人们需要的正是类似这样的、更为广义的信用信息体系，它应该覆盖各个行业，让“五行八作”的交易者们都能参考使用。

　　据了解，在西方，建立信用信息体系的操刀者大致有两派，一是以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民间信用中介机构(民间主导)为主的“美派”，另一个是以欧洲市场经济中的中央银行(政府主导)为主的“欧派”。这两派信用信息构建模式各自“托生”于自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有千秋。

　　那么，在咱们中国的信用信息构建中，该依哪一派来做呢？信用专家陈新年的观点是，结合国情，亦欧亦美，自创模式。在中国，构建信用信息体系的核心是采集数据，这恰恰是一个沟壑重重、整合成本极高的工作。信用数据往往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以先通过各政府部门建立各自的“官办”中介机构，再慢慢过渡，把“官办”转“民营”，逐渐推进中介机构的市场化，再逐步整合，完善、做强。

　　当然，铸造这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一种从容的心态，毕竟这是个异常庞杂的系统工作。

　　声音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德琼

　　欠款者往往都有很多赖账的理由，“要有耐心，坚持自己的原则，别看每天去门口‘堵’是个笨办法，但也能收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只要善于利用这些信息，就可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据她透露：曾有一家个体承包的书店打着某单位的旗号经营，但书店老板同时还做广告生意，经常挪用书店的经费，导致书店经营不善。许多出版社要求尽快归还欠款，但都要不回来。她当时也去要款，同样是碰壁。不过，她却打听到了一个消息：书店老板是

公务员，并且还希望在官场上升迁。于是再去找他要款时，她便抓住对方不愿把做生意的事情公开化、怕影响升迁的心理，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攻势，进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谈判后，对方终于妥协了，第二天就归还了书款。

　　北京博瑞森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张本心

　　我们小出版商无力改变整个商业环境，在夹缝中求生存必须保持务实的态度。在张看来，解决欠款问题，首先要从出版商自身找原因。

　　先得做出真正的好书。其次，他还建议：有实力的出版商要学会“帮你的发行商赚钱”。由于图书大多是赊销，发行商的销售好坏直接影响出版商的利益。所以，有人力、物力的出版商应该帮着发行商做好市场推广，这样会让发行商感到你是真的在帮他，而不是要结款时才来几个不冷不热的电话。

　　资料

　　我国合同交易率仅为30%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信用研究中心主任陈新年介绍，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全国合同交易只占整个经济交易量的30%，履约率也仅有60%左右。

　　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介绍，我国有68%的企业曾因信用问题受到损失。我国企业由于惧怕坏账风险和账款被拖欠，赊销比例只有20%左右，而欧美企业达到90%以上。欧美企业坏账率只有0.25%到0.5%，而我国企业的平均坏账率高达5%，是欧美企业的10~20倍；欧美企业的账款回收平均时间为37天，而我国企业平均时间为90~120天，是欧美企业的3~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