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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与原罪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中国高收入阶层屡遭绑架甚至被“撕票”，其背后显现的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一边是山西煤老板一次团购美国悍马车20辆、大量购买京城豪宅，一边却是矿难不断，不可计数的生命为这些豪奢生活奠基。
长长的名单在滴血
2005年9月1日早，家住大同市的某煤矿矿长白某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车被几个拿枪的人拦住，他、司机、车一起被劫走。
三名绑匪向白某索要300万元。经讨价还价，白某同意给其80万元。在绑匪的胁迫下，白某给其家属和单位会计打电话，让他们带80万元还账。
在大同市云冈宾馆门口，不知情的白某家属与会计将准备好的钱交给前来取钱的绑匪。交钱时，他们发现取钱的人神色慌张，其中一人不清点现金便取走了30万元。发觉情况可疑后，家属与会计合力将取钱的人控制住并报警。
进入2003年以来，我国有数位富豪倒在血泊中：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这是一个长长的滴血名单。随着名单的不断加长，关于“富人原罪”和“第一桶金的罪与罚”的争论便愈演愈烈。
并非简单的“仇富”心理
社会学家认为，对于“仇富心理”应该有三个基本判断：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少数人的心理；仇富不是仇视富裕本身，而是仇视某些富人的社会行为；仇富心理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
认为“仇富心理”是当今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这是多数人的主观臆断。广州市某调查显示，只有12%的人有所谓的“仇富心理”，88%的人都没有这种心理。多数人都认为，追求富裕是人类的一个天性，并把它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之一。这些人是不会有“仇富心理”的。
其次看一下第二个判断。所谓“仇富”并非仇视富裕的生活水平，而是仇视某些富人富裕的方式、方法和他们的穷奢极欲。有一些富人给公众的印象就是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为非作歹，这深为公众所痛恨。
再看一下第三个判断。“仇富心理”的存在是有客观基础的：有一些富人的致富不是由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致，而是由于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所得；有一些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反而明目张胆地牺牲社会利益；有一些富人为了自己的发达，不惜牺牲广大职工的利益，甚至是赤裸裸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这些丑陋的致富行径很容易演化成“仇富心理”。
另外，“仇富心理”还由于所谓“富人原罪论”的被渲染而蔓延。有的学者把“富人原罪”界定为“民营企业家或富豪们财富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所有富人的财富来源都存在合法性问题。由于财富来源存在合法性问题，富人们的所有财富都有了“原罪”，每一笔财富上面“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为“仇富心理”提供了思想基础。
我们该怎样面对“仇富”
“仇富心理”尽管不是多数人的心理，但是作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要努力减轻“仇富心理”带来的社会影响，其路径是：
其一，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更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放出高论：“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
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的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定法律把富人们的慈善热情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
其二，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把公司——一个单纯的经济动物变成一个诚实的道德的经济动物。公司对内要对员工负责，对外要对社会负责，减少对社会的各种消极影响和外部性。
仇富是转型社会中极易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其背后暴露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整，大量失业人群存在，被边缘化的群体不断扩大等现象，只有一个社会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社会保障体系得到完善，才是减少仇富行为发生的最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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