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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转变政府职能才能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5日 12:01 《财经时报》

  旧体制留下的四大遗产——政府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力、以GDP标准考核政绩、资源价格人为压低、生产型增值税——是阻止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在体制改革上有很大成就,但一些很重要的市场经济子系统仍没有建立起来。旧体制的遗产保留到现在,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性障碍。只要这些遗产还
存在,旧的工业化道路和旧的增长模式就可能死灰复燃,自发地走到老路上去。

  旧体制四大遗产

  旧体制留下了四大遗产,一是政府仍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含义就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比如,银行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现在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而银行的信贷行为受到各级政府官员很大的影响;再比如,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土地,配置权力在政府手里,基本上不通过市场配置。

  二是以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看一个地方的政绩好不好,首先看它的增长率怎样,看它物质生产部门产值有多大。这就形成一种负面驱动,使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三是财税收入仍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产值多少,这导致政府片面追求产值。

  四是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最终产品卖出去的收入也都归国家。人们认为,中间环节利润无所谓,所以计划经济定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越是上游商品、越是生产要素,定价越低。从表面看,似乎要素价格越低越有利于生产,其实,价格扭曲会人为地鼓励多消耗,造成资源误配。

  现在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价格都很低。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被人为压得很低,一旦遇到通货膨胀,资本的实际利率就可能变成零、甚至负利率。资本负利率相当于借了银行的钱不但不需要付利息,反而要银行倒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借到钱谁就赚,自然会刺激人们多借钱、多筹资。

  此外还有

汇率问题。在出口导向之下,把人民币币值尽量压低,这样出口企业的成本就很低。但是,从长期来讲,这种方式不能给企业以压力,不利于技术进步、产品革新。

  改革障碍

  旧体制留下的这四个遗产,会自发地把

中国经济拉回到传统的增长模式、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上。“十五”期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十五”规划的主线是结构调整、结构优化。这本来是很正确的提法,是“九五”计划“转变增长方式”任务的延伸。可由于旧体制遗产的影响,“结构调整”这个提法变味了。

  首先,调整的主体变味了。按照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应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由政府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调整。

  其次,调整的方向变味了。由于仍然用数量增长指标来考核政绩,调整偏向了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部门。于是在20世纪最后一两年出现了形象工程,各地用土地抵押换来大量银行贷款,建广场、大楼,经营城市。

  到2002、2003年则出现了政绩工程。当时大批新领导到岗,开始考虑政绩从哪来。于是出现了一种理论,说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要用重化工业去拉动国民经济。结果大量土地和资本投到这些部门,很快在2003年就出现了过热。

  扬短避长的增长

  要提高效率、搞好经济,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

  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用大量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发展重化工业,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扬短避长。

  中国发展了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电解铝、硅铁、焦炭等。由于要素价格被扭曲,有些企业表面看来是赚钱的,其实它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2003年,电解铝出口增加了6.9亿美元,但中国氧化铝和铝矾土资源的匮乏,抬高了世界铝矾土、氧化铝的价格,因此,电解铝生产成本实际上增加了6亿美元。若计入这个成本,2003年电解铝出口净利润仅增加0.9亿美元。不仅如此,电解铝生产耗费了很多电。出口一吨电解铝,等于出口一千几百度能源当量,而能源是非常紧缺的物资,仅这一项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00亿元。

  因此,从计入能耗后得到的结果看,中国不仅没有从电解铝出口增加中获得利润,反而净赔了90多亿元。除此之外,它还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生命损失。

  在旧增长模式之下,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方面着力不够,造成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另外,旧增长模式的主导产业——重化工业的就业容量非常小。大量宝贵资源被投放到一些就业潜力很差的地方,造成就业难度增加。近年来,就业对于GDP增长的弹性大大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期,GDP每增长1%,就业增长0.4%左右;90年代后期到现在,GDP每增长1%,就业只能增长0.1%,城市登记失业率迅速上升。

  中国人卖“硬苦力”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下降很快。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低档国家,但中国的服务业仍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多数企业仍在从事“微笑曲线”里附加值最低端的生产。正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说,中国人干的就是“卖硬苦力”。

  “卖硬苦力”的结果是,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恶名,可利润大头却不在我们手上。在早期经济增长模式下,物质资本相对劳动的比重越来越高,在中国具体表现为投资与消费失衡。

  投资与消费失衡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产能增长很快,最终消费不足,许多行业销售困难,如汽车、钢铁、氧化铝等;二是资本收入增加而劳动收入减少,使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贫富差距拉大;三是投入大量资产而回报很低。长此以往,银行积累起大量不良资产,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政府职能要到位

  为改变这些状况,我们需要遵循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先行工业国家,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服务业,尤其要发展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就制造业而言,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尽力延伸,用最小的物质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拉长价值链。

  从物流业来说,要发展现代

供应链管理。21世纪的竞争不是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是产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可以使企业在全球寻找性价比最优的地方投资或采购,它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就信息产业而言,中国目前主要做的是硬件,是信息产业价值链中增值最低的那一部分。我们要在软件和服务上寻求突破,同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此外,中国有1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要转向城市工商业经营,这是我们提高效率的特殊源泉。这些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到高效部门,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潜在资源。

  但要做到这些,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好的体制,要消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体制障碍。也就是说,要把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转变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职能转变。

  现在,政府有很多错位的地方。政府错位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职能越位,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往哪个方向发展、配备什么样的设备,都由领导决定,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二是政府职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来提供完善法制环境,稳定的宏观环境、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尽人意。

  就像温家宝总理在一个会议上讲的那样,现在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情,应该坚决地把这些事情还给个人、企业和中介组织,让他们自己来管。同时,政府要把应该管的事情认真管好。

  总之,只有转变了政府职能,真正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徐寒梅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允许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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