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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侯利红访谈嘉宾：高世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成章：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杨富强：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
12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了4位嘉宾，就当前能源消耗现状进行点评，并就目前能源消耗账单是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决策来进行剖析和解读。
“科学用能”指路产业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6年经济工作8项主要任务。其中“大力节约能源资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明了今后能源、环境决策方向。与“十五规划”相比，“十一五”期间的能源策略将会出现哪些重大变化？
高世宪：在“十一五”期间，我们的能源领域里肯定会发生较大变化，重点不仅在解决能源的供应能力，同时，要加强需求方面的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对于能源的依赖。经过今年一年的努力，包括提出循环经济理论，能源供应的紧张程度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相对2004年来看有所缓解。
杨富强：“十一五”已经把能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提到历史上最高的高度，资源节约、环境保护都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有“翻一番保两番”这些都提得很高。“十一五”期间应该是少说多做、落实政策和发展目标。
朱成章：“十五”基本上快结束了，其最大的特点是能耗比较高，“十一五”是更注重节能，更好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能放在首位这样一个方针的时期，必须更加重视能源的节约和科学利用。
科学用能主要是5点：树立能源资源的危机意识；加强全民的节能和科学用能的观念；提倡采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订产品的能耗标准。
高辉清：我研究宏观经济比较多一些，从宏观讨论能源问题。我认为能源之所以这么重要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定位。过去我们老谈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近两年因为能源问题发现中国的能源资源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发展速度。
第二，能源问题也涉及落实科学发展观及环境污染、经济运行质量等问题。投入这么多能源，GDP在哪儿？财富在哪儿？过去我们只注重供应，未来要更加注重供应情况下的利用效率，注重节能；过去可能只是注重促进经济的发展，未来还要注重在利用能源的时候保护环境。
产业结构调整面临难点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是“十五”的最后一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透露出来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能源环境的消耗账单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风向标的作用。“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只会大不会小。各位专家认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以及难点分别是什么？
高辉清：最近发改委的政策指出，今年的调控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相对抑制投资、鼓励消费，一个是抑制产能过剩，如何把产能过剩抑制住成为今年的重头戏。但是，产业结构调整虽然中央很重视，能不能到位却面临着难点。
第一，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涉及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地方和中央的博弈问题不能说不存在，至少目前很多迹象表明是存在的。
第二，现在的价格体系没有理顺。由于能源便宜、环保污染成本低，倡导节能并不容易。全国价格工作会议上说要把六项能源包括水、电、气要往上调整，但是这面临很多问题。短期治理调到位很困难。
第三，有关能源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能源价格的配套立法没有跟上。
朱成章：关于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一般往往想到怎么能把高能耗压下去，把高新技术产业搞上去。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科学用能。重化工、钢铁、有色金属这些产业还是要发展的，但是这个发展技术应该经常采用能耗小的、先进的技术。
高世宪：在去年、前年的时候，电解铝、钢材的价格疯狂上涨，市场供求关系紧张。今年下半年的时候，钢铁产业市场已经走向疲软。产业结构调整必须考虑到当前市场和中长期市场的问题。
杨富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有这么一条曲线，有一段时期耗能比较高，比如依靠产业推动钢铁、汽车产业时期。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个时期，但到中国就引起大家的争论。对于目前的产能过剩，我认为这是一个机遇。通过这种产能过剩，我们可以把一些落后的工艺、落后的产业能够调整过来，但调整产业结构面临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等几个问题。
“能耗降低20%”能否实现
《第一财经日报》：“十一五”规划中，有个数字很引人注目：即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你们觉得这个指标有实现的可能吗？如果要实现这样的指标，我们应该在哪方面做出努力？
杨富强：我想是可以实现的。国家提出这个目标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当然我们应该跳出2010年，要将节能作为一项永久性的国策。
高世宪：我完全赞成杨博士的观点。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时期能耗分别是5.2%、2.5%、5.5%、7.8%，现在政府提出4.4%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性的。
朱成章：按照中央“十一五”规划的要求，真正落实下去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两位专家已经讲了，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由于地方上不愿下项目，能源价格比较便宜等原因，节约能源的观念如果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要实现这两个指标还是比较困难的。
高辉清：从历史上看，这个指标应该是相对比较偏低的指标。但现在支撑经济增长的是重工业，我们现在提倡下降4.4%，考虑到经济结构的问题确实有点难度。但也有几个有利的条件：国家的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及消费模式的转型。
制定能源法规配套政策最关键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中国能源的现状或者说环境各方面做得不够好，当然与社会层面的节能意识不够有关，但与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不健全更是关系密切。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正在做一系列法规的起草修订工作，比如能源法、石油法、天然气法等将很快出台。这些能源法律法规对产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指引作用？
杨富强：制订能源法等法规很重要，但应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在制订能源法的同时，应该考虑它的强制性、有效性，建立一些激励性政策、政府制度上的保障、公民的参与，并制定相应的规范检查。
我们的法要有牙齿，可以咬人。《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发改委在价格上做配套措施，要求财政部建立可再生能源基金，这就做得比较好。
至于节能产业，我个人认为这个提法不妥，目前中国的节能服务产业非常欠缺。
高世宪：法律法规对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由一种无序或者人治走向规范。
朱成章：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确实重要，但是法律不要太泛，最重要的是配套政策、措施、细则是否到位，执行是否到位。另外，中国的法律制定速度太慢。电力法已经修改了好几年；现在提出制订能源法，不知道哪年能出来。
高辉清：能源法规主要看其实施条款、保证实施的能力、配套的能力等是否到位，否则出来后对产业也不能产生多大影响。此外，能源法律法规谁来执行监督，法院肯定不管，这是一个问题。
能源走出去策略：透明和联手
《第一财经日报》：说到能源紧张，在目前全球能源都很紧张的情况下，要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必须坚持“两手都要硬”，即“引进来”和“走出去”都不耽误。目前中国的能源企业已经纷纷意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性，但我觉得中国能源企业要走出去的道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平坦。中国能源企业在“引进来”、“走出去”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如何规避风险呢？
杨富强：我觉得中国必须对能源“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要制定几个比较有力的原则，睦邻友邻富邻，财政上要给大的支持，外交政策要配合。我们的对外能源战略及能源法必须尽量做到透明度高，这样可消除国际上对于中国的疑虑。
高辉清：我最近去韩国参加东亚能源论坛，很明显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能源政策确实非常关注。中国可以联合几个国家一起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走出去，就可多买俄罗斯、伊朗等地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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