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从容的途径

　　本报记者 黄利明 欧阳小红 孙健芳 北京报道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曹红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

　　经济观察报：我国加入WTO 后，金融业拥有5年的过渡期还剩最后一年。其中， 关于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3年内承诺的开放全部已经兑现。您如何评价这两个领域在过去几年的放开，包括速度和成果？

　　巴曙松：从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看，保险业要高于银行业，证券业开放程度最小。这种格局是基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需求而形成的，同时考量了开放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尚未到位和新兴资本市场的脆弱性，使得政府在开放银行业和证券业时更加谨慎。

　　不过，证券业却为此做了大量的“备战”工作。像2003年以来，监管部门对于证券行业实施“分类监管、区别对待”的监管思路，例如对创新试点类券商的评审和政策倾斜。

　　赵锡军：我国整体经济与国际接轨要快于金融行业。金融行业开放慢一些，是因为原有金融体系是生长在封闭的环境之中的，所以现在的时间表和开放速度对于国内金融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个挑战。

　　左小蕾：事实上，现在外资银行在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等占有的业务比例都比较大。相对而言我们金融业的开放还是不够的。

　　曹红辉：证券业开放进程加快，但整体上作用还是有限的，当然，与市场制度本身的缺陷有关。而外资入股证券公司，还没有看到任何明显效果，无论是治理机制的改善还是新的公司文化方面。保险公司的开放应该说更快，但保险市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外资一统天下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在外资进入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巴曙松：在外资进入的背景下，基于金融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建设的金融市场变化更多是来自市场化改革。

　　微观上，在资本约束的驱动下，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的变化显而易见：如其2005年加大了脱离传统的倚赖存贷业务发展模式的力度，纷纷启动了向零售银行的发展战略。

　　而自2004年开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是近两年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所在。在经历政府注资、处置不良资产、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人事薪酬体制改革、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和引入战略投资者后，中国建设银行于10月份率先在香港上市，其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鼓励合格的外国银行参与银行业的重组改革，从而推动中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发生变化。

　　赵锡军：其实，国内金融业在不断开放中市场版图也在变化。首先是总体市场份额在变化，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变大了，更讲究服务性，新的业务不断出现。其次是结构发生变化，服务类型细化，客户类型也越来越细。外资进来的新思维就是更体现“以人为本”，精细化和人文化，看客户需要什么。还有在业务分配中，外资的业务变得更宽，发展速度也比较快，给国内的金融企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再有在市场监管方面越来越透明化、规范化。这些都是金融业对外资开放所带来的积极作用。

　　左小蕾：在证券市场方面，随着QFII的进入，价值投资的理念逐渐形成。现在券商研究方面也在学习QFII，更加考虑买方和卖方的需求变化，包括对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视。QFII对国内券商和机构投资者风险控制提升、投资理念升级都带来积极作用。她就像一个巧妇，确实有很多好的投资手段和投资方式。

　　曹红辉：目前，一方面，金融市场积重难返，

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和实际成效都难以预期，而优质上市公司资源向海外流失将加剧国内A股市场的边缘化。

股票市场中虽然在个别微观层面制度上进行了完善，但无助于整体制度缺陷的消除和效率的改进。

　　另一方面，债券市场改革虽然在

资产证券化、企业短期融资券、银行次级债券等方面有一定进展，但也在某些领域孕育了一些新的问题，如银行相互认购债券，可能造成产权边界模糊和风险传染。

　　债券市场在发行审批、利率确定、信用评级等方面仍然受行政管制，与市场化还有距离。但IFC、ADB开始进入发行人民币债券，引发市场的想象，也促使管理部门加快各项管理的改革。

　　总之，金融市场如果不能与银行改革受到同样的重视和协调发展，银行改革也难以真正取得成效，不利于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的建立。

　　经济观察报：这些变化和全面开放后有哪些不一样吗？我们期待中的全面开放是怎样的？

　　巴曙松：现在，所谓期待的全面开放，在一部分人与一些机构看来，包括这么几条：如废弃针对投资银行与基金管理业务的外资持股上限；外国投资中国国内交易股票的壁垒应该撤销；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突破“存兑汇”等基础业务。由此评价，差距还是很大。

　　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趋势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将成为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主导组织形式。2005年8月，注资资本为7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虽然目前看来这不过是央行在拯救券商计划中添加的副产品，但为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也在致力于金融控股公司建设。不过，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并不明确的缺陷依然存在，其间蕴藏着一定的风险。

　　左小蕾：全面开放，我们理解是外资可以做所有业务，但现在政府也没有明确全面开放的定义。

　　赵锡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金融企业打造成立足国际的一流企业，现在离得比较远，还处于第三世界。但随着外资的进入，核心的是我们的市场和制度发生了变化，从一个非市场化的行业变成了一个走向市场化的行业。

　　曹红辉：这些变化显然还只是加快开放进程中的体现，外资在中国金融中的股权比例、资产规模、业务范围和规模等都还没有取得优势，但其发展趋势已经十分突出，大有居上的态势。

　　金融全面开放必须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即建立健全的国内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银行部门，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高效的服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中国必须根据和平发展崛起的战略，担负起推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大国的职责，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主导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进程，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所谓国际性的规则和惯例。

　　经济观察报：在面临金融开放最后一年的时候，最近有关银行“贱卖”的争论一直不断，您怎么看？

　　巴曙松：实际上外资的进入在获得了中国金融市场快速成长的机会的同时，本身也承担了经营失败的风险。

　　有的批评说外资入股往往是在不良资产大规模剥离之后，外资入股之后银行如果上市很快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但是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一些国际先进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本身也就是对中资银行上市的信用强化。

　　左小蕾：对于银行业贱卖的说法我并不太赞同，引进国际投资者就应该按国际规则来，价格的确定是综合考虑的，是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投资者购买的就是成长性。

　　赵锡军：对于银行贱卖不贱卖的问题，我觉得只要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就行。但这里面存在的是对外不对内的问题，即不对国内的民营资本开放，在这一点上监管层应该给出解释。

　　左小蕾：我也觉得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非常欠考虑的决策。让国有银行建立风险体系，就应该创造一个平等竞争机会。民营也有民营的优势，让它们参与进来，它们如果能成长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强者。因此在这一点上，金融业的开放存在重大缺陷。

　　曹红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必须根据金融改革的整体战略来确定具体的路径，综合考虑国内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规律和特点，来制定操作模式，最终还是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综合评估银行改革成本、收益、风险与实际效果。

　　如果根据对资本市场的评估说明实在是需要国际战略投资者，以增强首次发行的说服力，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那么也要首先明确由谁来担任遴选的机构，并制定选择标准、程序、目的。目前，要尽快明确汇金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同时，发挥各部门各个机构的优势，组成多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研究制定银行改革的整体规划和改革方案，增强操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公开招标，提高价格的竞争性，使之更加接近市场的均衡水平。

　　经济观察报：那么金融开放是否都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

　　巴曙松：其实我认为，对于中国的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糟蹋公众储蓄、制造不良资产的落后银行体系，如果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则是中国金融之幸。从国有银行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讨论也提醒我们，“花钱买机制”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确实要依赖于更多的制度保证和改革的后续推进。

　　当然，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交叉性金融业务涉及多种金融工具，体现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蕴藏着跨机构、跨市场和跨境风险。目前金融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交叉性金融业务风险防范和内控机制，对部分业务还存在着监管真空，监管制度有待完善。另外，要以市场化方式处置金融风险，着力防范道德风险。

　　赵锡军：应该指出的是，金融安全的问题其实对内对外都要警惕，我们内部就产生几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还是要用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良好的金融风险控制和防范体系。

　　左小蕾：我们应该理解到，以前说我们直接投资是市场换技术，我们的金融业开放则是股权换技术，换风险防范的技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能力等，最后让自己健康，有竞争能力，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

　　金融行业不引进外资，关着门肯定无法完成这种转变的。其他行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必须提醒的是，我们应该明确这种目标并通过努力尽快达到，否则关于“贱卖”的声音会长久存在。

　　曹红辉：关于金融开放引发金融安全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去年阿根廷的金融风险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一定在本国金融出现不稳定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而这就会削弱本国政府对金融的整体调控能力。其实，更为关键的还是金融机构的技术和信息安全问题，既可能成为境外竞争者，也可能成为敌对国窥视的对象。任何国家在开放其金融领域时，都不可能不考虑这类因素，当然，这主要应由政府从维护公共利益的长远角度出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