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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长杰 沈阳报道
沈阳老边有限公司拥有全国知名老字号“老边饺子”的商标权，集老边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要职于一身的人物，并不姓边，他叫崔韬。2003年，崔韬在承担安置职工费用后，从政府手中购买了老边饺子有限责任公司，连同“老边饺子”商标无形资产，价格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元钱”。
12月6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老边饺子第五代传人”边江起诉该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一案。原告边江认为，在“老边饺子”企业改制过程中，大东区人民政府侵犯了其代表边家持有的商标所有权。
当尘封176年的历史被再次翻开，人们发现，它展现出来的面目是如此模糊，事实并不像当事任何一方说的那样斩钉截铁、黑白分明。
“老边”恩怨
每一个老字号的背后，都有一段艰难的创业史。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9年)，边福来到沈阳谋生，在小津桥塔上马架房，立号边家饺子馆。边家饺子由于味道独特，开始声名远扬。1956年，边家饺子由私营改为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老边饺子馆”，边霖出任私方经理，边家按年度可以领到股息。
1962年，邓小平来沈视察，吃了边霖做的饺子，赞扬说：“老边饺子很有特色，要坚持下去。”这却成了边家日后获罪的事由。1966年文革开始，老边饺子馆被当作“封资修黑店”遭到批判，边家股息停止发放。边霖被批斗后下放到农场喂猪。
1979年，恢复店名后的沈阳市老边饺子馆效益不佳。时任公司经理的魏文林认为必须找回边霖，才能让老边饺子重新繁荣。沈阳市老边饺子馆前党委书记刘忠兴回忆说，边霖不愿意出来工作，魏文林劝他，这是你们家的名头，你不回来，起不来。后来边霖成为技术副总，他研制了超过100种饺子，使老边饺子重新迎来了繁荣。
1984年，边霖提出以个人名义注册“老边”商标，但受当时商标法的限制，只能以沈阳市老边饺子馆的名义注册。1985年2月27日，沈阳市老边饺子馆获取“老边”商标注册证。同年秋，73岁高龄的边霖患癌症病逝。临终前，他还恳请刘忠兴“想个办法，在商标上挂个名儿”，刘表示，没有办法做到，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你们边家的东西”。
1986年3月18日，沈阳市饮食公司成立，授权新开的店继续使用老边饺子商标。2003年，沈阳市财政局将包含5家“老边”名称企业在内、资产额1.63亿元的沈阳饮食服务集团划转给大东区政府进行改制。同年底，崔韬个人购得老边饺子企业。
此时，边江回来了。
边霖70岁的时候，为使边家饺子后继有人，沈阳市服务局专门下达了(1982)40号《关于安置边霖的孙子边江接班》的文件，边江担任老边饺子技术总监、副经理。2001年，边江辞职赴日。得知企业和商标将被卖出后，边江开始争取老边饺子商标权，并给沈阳市和辽宁省的领导写信。大东区政府在上级领导“过问”此事的前提下，责成该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展开调查。
法律空白
2003年12月，在经济贸易发展局呈给该区领导的《关于对老边品牌权属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一、据商标法，商标属国有，有争议只能司法解决；二、边江想对老边商标无偿取得，没有依据。
而老边饺子馆认为，老边品牌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创立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老边商标由国有企业沈阳市老边饺子馆注册，属国家所有。此后，大东区政府也一度试图通过将该区另一酒店出售给边江，以此来平息双方有关“老边”商标权问题的争端。
在多方协调未果的情况下，走上法庭的双方仍是各执一词。
大东区政府的代理律师李殿奎认为，边江根本不具备商标所属的合法性。公私合营企业在1966年9月就已经结束了合营，之后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边家人只是国有企业中的一员，不具备商标的所有权。而边江的代理律师黄昆认为，从170多年的历史事实看，边家对商标的贡献不容忽视。刘忠兴说，他依然认为“老边饺子是人家老边家的东西”。“就连1986年我们使用的老边饺子馆的营业场所，那个楼梯转角处的大镜子，都是人家老边家祖传的。”
抛开是非论断，黄昆认为，1956年，许多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当时国家肯定给了一定的补偿，后因文革而中断。从现在的法律实践看，不论是现金补偿、股权补偿等何种补偿方式，老字号形成的品牌资产、无形资产都不在补偿之列。“我希望这个案件能让最高法出台一个司法解释。”黄昆说。
众多老字号与“老边饺子”一样，面临历史原因形成的商标所有权不清晰问题。
同样的争议还出现在沈阳的另一个有207年历史的老字号“马家烧麦”上。5年前，马家烧麦转为民营，马家后人马继亭对此也很有看法。他曾对新华社的记者说：“由于历史原因，马家烧麦馆变成国营的了。现在又要变回私营，政府是不是应该把它还给老马家？至少应该把商标还给我，让我继续从事祖传行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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