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安全评估未通过 商业化种植搁浅

　　转基因方面的研究比常规育种研究的投入规模要大10倍还不止，如此庞大的投入而长期不见回报，部分科学家或许有些心急

　　本报记者 黄海 发自北京

　　朱祯这两天的心情忐忑不安，他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研 制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正在接受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安委会”)的安全评估。

　　与朱祯同时提交的，还有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和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贾士荣教授研制的转基因水稻也在一同接受评估。

　　11月下旬，安委会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例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74名位专家，对4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包括3个抗虫品种和1个抗病品种)能否商业化生产进行了审议。

　　据一位与会专家透露，此次审议的结果是这4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生态安全方面的证据，与会专家未达成一致意见。

　　事关13亿人的饭碗，转基因水稻上餐桌一事再次搁浅。

　　转基因技术安全之辩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方向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安委会只是对专家意见进行收集，最终的审批权在农业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还有很多程序要走。

　　转基因技术是神奇的，科学家把某个基因从一种生物中移植到另一种生物中，能使被移植生物的某些性状发生改变。比如，将北极鱼的基因移植到西红柿身上，使西红柿可以抗寒；将苏云金芽孢杆菌毒蛋白基因(简称“Bt基因”)移植到水稻身上，使水稻可以抗虫。

　　依照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一种转基因食品要想真正进入商业化生产，必须经历下面的一系列步骤：中间实验、环境释放、生产性实验、生物安全证书、商业化生产。

　　从中间实验到获得生物安全证书，朱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种朱祯认为在国内比较成熟的转基因技术，却遭到了来自部分国际NGO(非政府)组织的质疑。“生物体基因组上左边的与右边的基因联系紧密，一个基因往往控制几种功能，如果为了增强某种功能而提取该基因，并植入新的生物体，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国际NGO组织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项目经理林志光说。

　　林志光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就在今年11月中旬，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在免疫反应实验中，发现其所研制的转基因豌豆(能产生淀粉酶抑制剂蛋白质，能抵抗象鼻虫)使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并引发了过敏反应。CSIRO随即中止了这项已经进行了十年、耗资300万美元的转基因豌豆研究计划。

　　然而林志光质疑转基因技术的说法，遭到了包括朱祯在内的多数转基因食品研发人员的反驳。朱祯认为：“我们尚不知晓澳大利亚转基因豌豆转入的是什么基因，如果被转基因本身能引起过敏反应，那就不应该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估，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case by case (个案处理)，不进行类推。”

　　朱祯认为片面夸大转基因技术的缺点，容易造成心理恐慌。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权衡

　　业内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十五”期间，国家在转基因食品的研发上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一个转基因水稻项目的上下游硬件投入需要100万元，整个实验做下来花费接近上千万元，虽然与国外做类似的实验需要花费2亿美元相比，小巫见大巫，但这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转基因方面的研究比常规育种研究的投入规模要大10倍还不止，如此庞大的投入而长期不见回报，部分科学家或许有些心急。

　　华南农业大学从事生态学方面研究的副教授聂呈荣认为，作为科学家来，谁都希望尽快让自己的科研成果服务社会，但如果不慎重考虑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问题，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都走进了一个胶着点，支持者无法证实食用转基因大米后一两年内没有出现健康问题，10年、20年、50年后也不会出现健康问题；而反对者同样拿不出证据来证明食用后就一定会损害健康。

　　转基因水稻一旦商业化生产，短期内能给农民带来好处，生产成本下降，单位效率上升。但聂呈荣有一种担忧，随着害虫抗药性的增加，农民对转基因种子依赖性将不断增强，种子公司会利用手中的专利权等让农民言听计从，长期来看，这会增加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

　　专家指出，中国有很多机构在进行转基因方面的实验，但相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资金，国家在安全评估上的投入较少，同时，国内也没有一套成熟的生物安全评估方法，很多转基因水稻科研人员同时也是生物安全评估员，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为外界所诟病，有人据此认为应由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进行安全评估。

　　“生物安全评估是由国家法定部门来做，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然，他们跟我们有个互相交流的过程，如果评估者对我们所做的实验不了解，也不可能作出权威的评估。”朱祯表示，在安全评估上的加大投入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放心，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本报记者刘永、雷帆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