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国际化生态的全景扫描

　　从踏进国际市场的第一天起，赋注着民族精神的“中国制造”就一直牢牢地牵引着国人的视线，纵横捭阖、一路斩获之时，为其高呼；遭遇悱恻、出师失利之时，替她捏汗，所有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经历的跌宕都会不约而同地引发民族情感的颤动。而最重要的是，充满希望和曲折的“中国制造”国际化路径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与解读的机会。

　　“海外军团”的光荣之旅

　　是对国际市场的向往还是为了追逐丰厚的海外利润，抑或是企图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尽管对于中国企业出击海外市场动机的剖面是色彩斑斓，但结果却只有一个：“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市场进行着见缝插针般的渗透。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美国人一天24小时，从起床的闹铃、上班的公文包、吃饭的桌椅、旅游的休闲鞋、孩子的玩具到睡觉的拖鞋睡衣，“中国制造”的标签随处可见。而另一个十分具体的数据是，2004年，中国向全球出口鞋类产品58.8亿双。地球村里平均每个人就要穿1.2双中国鞋……

　　作为第一个向海外发出“中国制造”声音的海尔集团如今所采撷到的果实就像海尔在外闯荡的经历一样厚重：在全球，海尔拥有58个贸易中心、17个设计中心、11个工业园、46个工厂、5.3万个销售网点。而最新资料表明，仅2005年上半年，海尔就拿出了7.07亿美元的出口成绩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继海尔之后，TCL、长虹、康佳等一支支劲旅纷纷转战国际市场。

　　精英人物总在不断地创造并影响着历史。作为中国IT行业代言人——联想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的成长历程清晰记录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辉煌。20年前，40多岁的柳传志穿着父亲送给他的褪色中山装第一次参加IBM PC代理商会议时，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而且没任何发言机会。那时的联想，还只是中关村众多国外品牌PC代理商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弹指一挥间，20年后，柳传志却以一个“蛇吞象”的故事把IBM的PC业务纳入囊中，一举坐拥世界第三大电脑供应商的交椅。站在鲜花和镁光灯下的柳传志宣布这一消息时，难掩心中的激动：对比20年前，台上与台下、奢华与寒酸，从微观的视角彰显了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非凡与不俗。

　　发生在柳传志和联想身上的一切，不过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的一个缩影。TCL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等国际老牌企业纳入旗中，中国网通将韩国现代液晶项目和冠捷科技显示器项目置于麾下，以及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以185亿美元价格竞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一切的成功或未竟都预示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新时代——资本并购时代的来临。

　　进入“世界500强”是当今中国众多企业心中一个难以磨灭的图腾，正是如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一步步逼近自己理想的彼岸。在2005年“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中，中国已有16家企业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尽管海尔集团以2亿元之差再次与500强失之交臂，但由张瑞敏首倡的“500强情结”却在快速的传递——华为、TCL、联想甚至一向低调的国美老总黄光裕都先后高擎起了冲击世界500强的大旗。中国制造试图在凌厉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完成形体上的飞跃动作。

　　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着别人，国际市场中的“双赢”在中国企业的手中显得格外地厚实。据摩根士丹利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中国的廉价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2005年，美国从中国内地的进口总额将可能达到156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中国内地进口的产品在到达美国消费终端之前，美国企业可以增加650亿美元的价值，这部分价值相当于美国GDP的5.8%，意味着在美国有超过800万个的工作岗位与中国内地的进口紧密相连。无独有偶，虽然欧盟对中国纺织品的“设限”，但欧洲服装零售商却陷入了中国纺织品需求旺盛而供给短缺的困扰之中，欧洲人的正常消费也由此受到抑制。

　　繁华的背后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数字：2004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一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快速上升到第三位。其中货物贸易出口总额5934亿美元，同比增长35.4%。令人心动的数字在2005年再次增大。2005年年上半年，中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2.7%，贸易顺差达到396.5亿美元，一举突破了2004年全年水平。“中国制造”在大跃进式地挺进海外过程中，也风风火火地将自己的国家送上了贸易大国的显眼位置。

　　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财富的瓜分中具有超人一般的“通吃”本事吗？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商场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这种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包括人工和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是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每件是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每件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每件是32美元，商场的毛利是18美元。在此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了10美元，只有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都叫海外商人拿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财富的分配方程式几乎可以对所有的“中国制造”注解。

　　那么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增长的秘籍在那里？“我们靠的是尽量压低自己产品的成本，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而撑大出口量。”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一语道破。在专家看来，这种十足的重商主义外贸模式已经使中国产品被许多国家当作造成本国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头号杀手而遭遇无情地封堵。从西班牙火烧“中国鞋”，到俄罗斯的“清关贸易”事件，从欧盟对中国彩电强力驱逐，到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大打出手，无数的“中国制造”正在体验着贸易频繁摩擦的痛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637宗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别调查，这些抵制绝大多数来自于家电、服装、玩具、纺织等领域，而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领域，很多行业已经牢牢占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地位。

　　不仅如此，国际力量施加于“中国制造”的贸易制裁已经呈现出团体化格局，且无数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在由土耳其、墨西哥和美国等国组织签署并旨在要求世贸组织继续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行配额管理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迄今已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提笔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就占了一半以上，且不少是中国传统友好国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先后对中国数十种产品提出了反倾销的要求或作出了反倾销的裁决。

　　也许我们可以义愤填膺地谴责贸易保护主义的怪诞与凶残，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多为最终产品，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一味竞相压价，于是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的形象。还需面对的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过度集中于低端领域，事实上很容易出现被许多国家所替代的结果。倘若企业不抬头看路，又要走国际化，则无论是底端作业，还是压价倾销，都是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制造大国”的隐痛

　　正如巴黎百富勤的研究报告所指，伴随着过去10年中国工业年均12%的增长，2005年前后中国将塑造出制造业大国的生猛形象。事实佐证了百富勤的判断。在中国，10万多亿元国有资本的丰厚家底以及35万户企业衬托下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建材、彩电等产业足以与相应的跨国公司所在国家的生产能力相匹配，8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向世界清晰传递着中国工业前行的脚步声。

　　但“制造大国”并不等于“制造强国”。

　　如前所述，进入世界500强是中国许多企业试图成就的梦想，但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500强大家庭之中，围绕着争夺市场所展开的力量比拼也许还要残酷。尽管中国确实有诸如中石化那样的“国家队”种子选手已经拿到500强的入场券，但是当我们真的进入时，才强烈地感受到与别人的差距。以排在世界500强较前位的中国石化与排名第一的沃尔玛相比，二者不仅在作为静态值的资本实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在作为动态值的利润率上，后者也是前者的27倍。也许这种比较并不能令人信服。一种习惯性的做法是将中国企业自己的500强与世界500强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称量。结果还是不尽人意。以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为例，中国的营业收入只占世界500强营业收入的5.4%，资产总量占世界500强资产总量的5.7%，利润只占世界500强利润的5.33%。在世界500强面前，中国企业500强的规模弱小程度的确令我们难以挺直腰杆。在国际跨国公司以资本规模与技术实力控制话语权的时代，中国企业很难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开展作业，现实的选择就是填补低端空白，获取微薄的利润。

　　低成本的劳动力的确曾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而且这种资源禀赋本身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素质、劳动条件以及劳动效率是紧密相关的，在同等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是我国的5倍，但其生产力、劳动效率却可能是我国的10倍。以纺织品为例，2004年，欧盟纺织品、服装、革制品缝制加工行业325万人创造了1595亿欧元的产值，全员生产率为4.90万欧元，按现行

汇率折合约49万元人民币。中国按全行业1300万人总产值21500亿元计算，人均生产率为16.5万元，仅为前者的1/3多一点。与此同时，中国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日益被周边国家、拉美国家所模仿，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资源成本比较优势已经无法为中国企业赢得未来。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也许是无限的，但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的供给却是十分有限的，而这才是中国制造的最大软肋。与国际上大型企业动辄将利润的5%甚至10%用于研发相比，中国企业1%左右的投入显得十分地苍白。有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基本依赖国外进口。最新的WTO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电企业的生产量约占世界彩电总产量的一半，但当该产业从普通彩电向高清平板化升级时，因为液晶技术和

等离子显示技术的核心部分分别掌握在夏普和富士通手上，国内彩电企业却因无能为力而不得不掀起新一轮的引进浪潮。但“引进”并不等于“白拿”。从先前3C、6C联盟向中国DVD制造商的漫天要价，到英特尔、菲利浦、SigmaTel向中国MP3企业张开专利血喷大口，再到索尼向长虹等国内6家家电企业开出22项专利收费清单，中国企业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被人宰割之痛。

　　问题的要害在于，由于没有自己看家核心技术，中国产品很多关键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中国制造”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只好进行“贴牌”生产。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神龙富康，东风雪铁龙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法国人从来没有把技术教给中国人，更换一个螺丝钉还要交给法国人，全部技术细节控制在合资企业里面，中国制造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孵化出自己技术。同样的结果也发生在纺织品身上。虽然中国纺织品出口居全球第一，但出口中的中国自有品牌占有率不超过10%。中国服装协会一位领导人曾开玩笑说，在欧洲和美国，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件能代表中国品牌的产品，可是没有一件产品中国人生产不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也如是说：“我们只知道中国的产品，却不认识中国的公司。”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规模到技术，从人力要素到品牌形象，“中国制造”在经历磨难与拷问中走到了需要重新调焦与发力的关口。

　　培养国际化的新生态

　　作为企业的最伟大修炼之一，以技术的积累与创新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将伴随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不断追求技术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韩国三星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范本。1990年年代初，三星电子产品还摆放在美国商店的角落里，尽管售价要比索尼产品低20%，但却无人问津。于是，三星电子开始了“二次创业”，其核心是在以三星电子为主导，将集团变为一家知识密集型公司。为保持领先优势，三星要求自己在半导体产品的研发方面持续领先日本企业3-6个月。目标在坚持了4年后终于实现。日企在该领域彻底丧失了抵抗力。前不久，三星CEO尹钟龙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对于三星而言，目前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是，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事情，都是技术开发。一个国际顶级企业的成功之道可以作为中国企业韬光养晦的立命之本。

　　当然，静下心来作好技术功课的同时还不能丢失国际贸易的日常化作业。但条条大道通

罗马。中国企业必须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实现从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由“候鸟经济”转变为“榕树经济”。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在全球国际服务贸易出现“乘数”扩张并正走向高级化的情况下，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则捉襟见肘。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额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出现了近97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服务贸易的极度短缺，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在许多环节上不得不委托国外服务贸易企业来进行，由此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物流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我国出口企业的物流费用平均占商品价格的40%，而美国的物流平均只占货价的10%～20%，英国平均为14.8%。中国贸易增长方式极不平衡和成本递增状态迫切要求中国企业的贸易转型。

　　不过，相对于贸易转型的艰难程度而言，造就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的世界级品牌可能更加浩繁与艰巨。一般说来，核心技术因素无疑是企业创牌的高级法宝，但仔细审视中国企业的国内市场布局就可发现一条意外的捷径。比如，在类似家电、PC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中，事实上已经很难割裂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过去15年中，中国基本形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一类是完全融入国际化的生产链，以OEM为主，如格兰仕等；另一类是在本土市场混战中胜出的“草莽英”，如TCL、海尔等。有意味的是，昔日的"草莽英雄"都纷纷尝试“国际化”，而已经融入国际生产链的OEM企业却都努力“国内化”——在国内建立渠道、推广自身品牌。不过，这两类中国企业都缺乏核心能力，但“草莽英雄”有很实用的品牌管理能力，OEM出身的企业则深谙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产业链构造。由此引伸出了令人兴奋的话题，即这两类企业如果融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创牌之举定会风生水起。

　　不安国内市场之偏偶而跃入国际市场之洪流，本身就代表着“中国制造”挑战自我与他人的英勇与睿智。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从坎坷与曲折、鲜花与泪水中走过来的“中国制造”也许更懂得与时俱进与变革维新，毕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竞技大舞台之上，适者生存的生态规律至今仍然没有被丝毫颠覆。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