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同集团是浙江海盐的一家企业，曾是浙江第二大化纤企业，年产值最高达到16亿元多，列全国化纤行业第17位。当然，这些令人顿生自豪感的数字现在只能用过去式来表达，因为这家企业已于2004年11月20日关门歇业，被浙江媒体称为“猝死”。
超同“猝死”民企转型契机？
浙江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在那种普遍紧缺的市场需求和虚高的价格体系下，尽管民营企业缺少技术、资金和经验，但效率较高，舍得让利给客户和不间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很快把一些缺乏进取心的国有企业挤出了市场。这时又出现了中国外贸出口持续高速发展，于是，浙江民营企业在近30年中，发展速度不可多得。
不过这种顺风顺水的局面肯定会有个尽头。超同“猝死”就是一个信号，很可能意味着浙江民营企业紧迫运营时期的到来。因为民营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两个重要的约束条件。一是竞争主体从国有企业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主，最大化利润几乎成为所有企业的主要动机；二是市场需求增长趋缓，个别行业和产品甚至饱和。于是，竞争加剧、盈利空间压缩，原先被较好的市场状况所掩盖的民企弱点，开始凸显乃至放大。从表面看，超同关闭是由于资金链断裂所致，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市场环境、企业素质、经营理念、技术和管理水平等综合因素所致。前不久倒下的“绍兴县百虎”之一雄狮集团，前身是赫赫有名的绍兴县第三纺织有限公司，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浙江民营企业将在一部分企业死亡中，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浙江民企从纺织等低层次产业起步，在这些产业中越做越欢，形成了低层次产业的路径依赖，原因就是因为约束条件没有大的变化，企业缺乏调整提升产业结构的足够激励。因此，除非经营环境的某种程度恶化，否则就不足以形成浙江民企调整提升产业结构的较强动力。显然，浙江民企的重大转型，将经历死亡或生存的洗礼，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这一点说，超同虽死犹荣。
产业结构的代际锁定需要突破
有媒体把超同关闭归咎为其当家人吴李明的个人素质，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判断，是不公允的。因为你不可能要求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企业家，能像欧美创业者那样有很高的个人素养。这是一代在缺少物质和精神营养之中长大起来的创业者，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勇气和胆魄，但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知识结构不够完善，甚至个人性格不尽如人意。而就是这样一批企业家，把一代民企经营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功绩。因此，不管他们全身而退也好，重大失误而退也好，只要不是由于个人品质的原因，就总体而言，他们个人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浙江民企发展走到现在的份上，显然出现了一种产业结构的代际锁定现象。亦即整整一代企业家着重于生产经营纺织、服装等低层次产业，而缺乏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10余年前，我在义乌采访过一位女个体户，高中文化水平，当时大概30多岁，经营丝巾扣和丝巾。前不久我又设法找到了她，想看看这十多年来的变化。变化确实很大，原先只是在家里放一台热定型机，现在有了一个数十个工人的小工场；原先只是在市场里设一个不到一米长的小摊，现在还有了一个两间门面的店铺；原先只是和国人做生意，现在则大量地与外商做生意。然而，她所经营的仍是那种粗俗的化纤丝巾。虽然这亦非易事，但毕竟在事业上只是一种量的放大。在这十几年里，她也尝试过经营服装、娱乐业等，但最后还是回到丝巾上。“你以为我不想做其他吗？太难哪。”
当时我突然想，我们很可能不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对这一代企业家有太多苛求。一则具有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的知识和心理准备不足的障碍，以及对于转型机会成本的重重顾虑；二则长期缺乏创新冲动的激励，起先是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接着是旺盛的境外市场需求，还有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长期较低。所有这些形成了浙江民企产业结构代际锁定的内外因素，因此这一代企业家注定是以生产经营低层次产品为主，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至于浙江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升，则将在浙江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和企业家的代际更替中实现。
给新新人类创业更多理解和服务
这就出现了一个以新新人类创业为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转折性变化的课题。新新人类一词，除了意指年轻一代外，更着重于意指其与父辈具有太多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他们将在父辈构筑的平台上，以全新的创业理念和方式，生产经营全新的产品和劳务。
这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律，最典型的是IT行业。上世纪40年代末期，老牌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了晶体管，然而用它做成世界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则是开业不久的日本索尼公司。半个多世纪后，IT行业的核心元件CPU，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团队英特尔公司生产的，第一台电脑是由两个年轻人在车库里用现成器件搭起来的，最为成功的操作系统则由一位哈佛两年级大学生和他的同伴完成，一个改变世界的产业就这样在新新人类手上迅速发展起来了。虽然浙江这一代企业家，仍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上作出重大贡献，但重大的、转折性调整提升，大概将由新新人类来完成。我们当前在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更多的是要关注、呵护那些年轻企业和年轻的企业家，还有那些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创业者。
政府、学者和媒体，出于各自偏好和认知水平，总是给企业家提出太多的要求，然而只要不改变约束条件，企业家的行为是难有大的变化的，多亏经济环境自会导致约束条件变化，多亏这是一个新人辈出的时代。被代际锁定的浙江产业结构，自会在代际更替中实现快速的调整提升。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学者和媒体，从一种全新的视角进行理解、研究和提供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以加快这一进程。这或许就是我从超同“猝死”中解读到的信息。(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