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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资源的竞争加剧了国际间贸易摩擦的激烈程度，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国家可能利用贸易和政治的两种手段遏制中国发展。专家指出，这种遏制的后果最终都会表现在经济层面，通过种种方式抬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结合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势头，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将迎来一个高成本的经济增长期。
资源之争
2005年2月，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公司与世界最大的铁矿石企业之一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率先签署协议，日方接受巴方提出的将铁矿石价格提高71.5%的要求。中国钢铁企业不得不放弃本来全球另一资源巨无霸澳大利亚BHP公司曾经提出的涨价50%的要求，被迫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涨价71.5%的新要求。
多种信息表明，日本在与淡水河谷的谈判中，由于其采购量巨大，完全有能力抵制卖方提出的大幅涨价要求。所以，与其说此次铁矿石涨价是巴西、澳大利亚公司推动的，不如说是日本公司“批准”的。外电分析指出，日本之所以上演铁矿石领域的“苦肉计”，就是因为铁矿石涨价对日本影响小，而对中国影响大。说白了，日本钢铁企业在用矿石资源的高价格，降低中国钢铁企业的竞争力，遏制中国的发展。
如果说铁矿石之争还是遮遮掩掩的话，那么日本在和中国争夺西伯利亚石油方面则是明目张胆的。早在10多年前，中国就与俄罗斯达成意向，从俄罗斯向中国修建一条原油运输管线，用来专门输送俄罗斯石油到中国。然而，就在这项工程最后协议即将签署之际，日本政府突然发力，以巨额投资为诱饵，要求俄罗斯也修建一条向日本输油的管道，造成中俄原油管道项目搁置。至今，俄罗斯方面仍然没有明确宣布这条远东输油管道的具体安排，以致中国今年不得不付出高额的运费，通过铁路从俄罗斯进口高达1000万吨的原油。
中日之间关于东海划界的分歧，则直接就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之争。据分析，在我国钓鱼岛和春晓气田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了抢占这些资源，日本不顾国际法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一步步将其对钓鱼岛的非法占领“合法化”，而且还对我国企业在春晓气田的正常作业进行干扰。
石油背后
1998年以后，为了获得更加稳定的海外石油供给渠道，中国石油企业迈出了到海外开采石油资源的步伐。到2004年，我国海外原油份额达到了1000多万吨。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一个尴尬的事实：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的石油资源，都是“非主力油田”，这些区域要么地质复杂开采成本高，要么是战乱政治不稳定地区，都是西方石油财团不愿投资的地方。而在世界石油资源埋藏最丰富的中东和里海地区，中国石油企业参与油气田开发的雄心频频受到打击。
2002年，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受阻流产；2004年，中海油和中国石化购买英国天然气集团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油田的股份在最后一刻被迫放弃；2005年5月25日，以美国主导修建的耗资36亿美元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正式开通，里海石油外运西线通道投入运营。而到今年12月底，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东线输油管线才能建成使用。但最新消息称，由于哈萨克斯坦已经加入通过“巴杰”线向西方出口原油方案，由此通往中国的管线可能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企业无法获得大的海外石油开采合同，直接原因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跨国公司的干扰打压。上述几个最新案例，背后都有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影子。可以说，遏制中国获得重要的石油资源，是美国一贯的立场。
另一方面，高油价也成为美国压制中国增长的手段之一。从2004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从原来20多美元一桶，跃升到了现在的60美元左右一桶。专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能影响国际油价的国家。然而，除了虚张声势的表态以外，美国却基本上坐视国际油价的暴涨。油价暴涨的直接后果，是2004年中国的进口石油多支出近100亿美元。这笔钱的大部分看似流入了中东产油国，实际上是流向了欧美国家，因为控制这些国家石油工业的，是美欧的石油公司。
中央政策研究室白津夫教授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问题，高油价对美国冲击有限，对中国却影响很大。他说，在资源争夺上，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企业联合与国家联合相结合的办法，采用跨国公司经济施压和这些国家所在国政府政治施压双重手段，阻止我国获得优质海外石油资源，这一趋势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高成本带来新挑战
2004年是铜、铁矿石、石油、煤炭等基础资源价格飞涨的一年。虽然目前仍有一些人希望这些关键产品的价格猛升只是暂时现象，不过多数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世界资源的低价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将不得不迎来高价资源带来的高成本增长时期。这种高成本增长是我国企业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它将对中国很多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金为优势的企业，提出严峻的考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源类大宗商品贸易问题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很少是通过贸易战形式展开的，而是直接通过政治渠道展开，这说明了资源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实际上，从世界贸易发展的趋势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他们国内实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可对外贸易中他们实行的却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原则的“有管制的贸易政策”，通过行业自律组织或其他手段，对内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对外鼓励垄断限制本国企业间相互竞争，是当前西方国家贸易的突出特点。
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对内行政垄断突出，对外没有协调机制来控制企业自相残杀。在当前我国资源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的还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
白津夫说，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成本在加大，但是中央作出的最近20年是我国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论断的基本支持因素没有改变。在资源问题上，我们在外交上应该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维持和平发展大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对全球资源消耗过多过快，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统计显示，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7倍。中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如果这种资源消耗状况不改变，那么按照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全世界的资源供给都会出现进一步紧张。从这个角度说，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但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而且是维护中国发展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的需要。
至于如何降低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的专家建议：首先，我国目前是世界上矿产资源使用成本最低的国家，很多企业几乎是无偿地使用着宝贵的自然资源，对此，应该通过征收矿产资源税和有偿出让矿产资源勘探和开采权的办法，尽快使之改变。其次，采取更加有力措施，鼓励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发展，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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