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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外汇”、“炒股”、“炒房产”、“炒水电”……资本永远朝着利益丰厚的地方流动。随着资源供求关系的紧张和价格的不断上涨，资源富饶的西部地区正迎来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大量热钱开始追逐能源开发，炒买炒卖矿产勘探权和开采权。继汇市、股市、房市之后，西部的“资源市”正在成为热钱大量流入的新市场。
煤炭暴利引发“炒矿风”
“在所有的资源中，煤炭是最值得炒作的！当初(2000年至2003年)随便买一两个煤矿，你现在就变成千万富翁了，即使你现在买，好的煤矿也可以保证稳赚不赔！”江西煤炭老板李某轻松地说。据保守估计，如今仅江西人在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县投资在煤矿上的资金就超过2亿元。
李某说，以去年的价格计算，每吨煤炭成本80元至100元，纯利润50元至80元。虽然今年黔西县调整了煤炭税费政策，每吨出省煤炭征税135元，但是供不应求的市场将消化一部分成本，老板们照样有赚头。
那些当初购买煤矿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资本，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而短短三五年时间，他们其中一些人就暴发成了千万富翁。这些炒矿人以投资者身份出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植。黔西县煤炭局副局长陈世春介绍说，这个县90%以上的矿井属于民营，而整个贵州省80%的煤炭产量来源于民营矿井。除了煤炭，西南地区小水电、锰矿、铁矿、铅锌等资源都先后被圈占、炒作，在重庆、四川、云南等省部分地区，可开发利用的水电资源90%属于私人投资，部分地区已无资源可圈，一个巨大的“资源市”正在西部形成。
炒矿进入“第四波”
“严格来讲，炒矿到现在已经是‘第四波’了！”一位深谙资源炒作之道的公司老总向记者介绍了炒矿的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南一些煤炭资源富集区，乡镇煤矿蜂拥而上。但由于投入资金有限，市场前景不好。2000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开始关井压产、煤矿改制，集体煤矿变为私营，许多人借机渔利。在一些地方，当时花两三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年产3万吨左右的煤矿。在低价获得开发权之后，部分煤矿老板逐步走上了炒矿的道路。从2001年开始，重庆、江西、山东等地的煤矿老板，开始在云南、贵州等产煤区县购买煤矿，当时一个年产在5万至10万吨的煤矿价格不超过100万元。那时，煤矿老板只是想开采，并没有将低价买来的煤矿作转让的打算。
2002年煤矿转让之风开始兴起，不少煤矿老板意外发现，守着一个煤矿开采一年不过几百万的利润，而如果在一年内能够收购2至3家煤矿，进行包装后转让，得来的收益将大大超过煤矿开采。于是部分煤矿老板利用自己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单纯地依靠买卖煤矿赚钱。2004年，随着煤炭市场价格的不断飚升，煤矿随之升值，大量的浙江、湖北、湖南民间资本涌入产煤区，煤矿的价格从每座100万元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200万至1500万元，部分煤炭质量较好、开采难度小的煤矿价格甚至涨到2000万至3000万元。
炒矿“潜规则”成腐败温床
面对挖出来就是钞票的资源市场，各地的炒作者几近疯狂，他们一方面多方兼并合法小煤矿，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取得新的采矿权证。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和煤炭局提供的数据，压在两个部门待批的煤矿采矿权证已超过2000个，除去多次重复申报的，至少也有700个。
“谁能帮我办到采矿权证，给他200万元都没问题。”煤炭老板李某认真地说，像我们这些外来的，摸不到门路，往往各种证照都批不下来。现在，兼并有证的矿山已过了最佳机会，最赚钱的是批一个矿的指标(即探矿权、采矿权证)，再卖给矿老板。根据矿山的大小，一个采矿权证价格从100万至数千万元不等。也有分成的，例如每开采1吨煤就给办证者10元，年终结算。李某告诉记者，炒矿必须遵循一定的“潜规则”——利益共享。其具体形式很多，由当事人自己协商来定，有的给干股，有的送现金，但都是在非常隐秘的前提下操作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查证起来非常困难。一般情况下，有决策权的一些部门和个人会选择符合他们要求、并能保证他们利益的人给予采矿权。
除了滋生腐败以外，在煤矿的转让过程中，大部分炒家采取的形式是“掺股”合作经营，矿主和法人代表不做变更，借此可逃避交易的税费和政府部门监管。许多煤矿几经转让，一些基层政府已很难掌控煤矿矿权转让的实际情况。
如今，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资源炒作带来的危害，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资源市场的宏观调控。云南省已经着手对煤炭、磷、铅锌、铁、铜、锡等六大重要矿产资源进行整合，要把优势资源集中到优势企业手中，而贵州省已经停止对新开煤矿采矿权的审批，并对已开矿井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和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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