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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费调查暴力征税而出名，被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称作“刁民”的河南宜阳县农民王幸福，在当选该县高村乡鲁村村委会主任后表示：“我和政府搞和谐不是搞妥协。我现在是，政府做好事我100%跟政府站在一起，如果政府办错事，我一样敢去批评政府”。(见新京报2005年6月20日，《王幸福：我当村官不是被“招安”了》)
一个农民能提出如此“和谐观”，实在让人刮目相看。表明当今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
和权利意识已今非昔比，不断加速的法治进程已给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乡村社会也在经受民主与法治的洗礼。
“我和政府搞和谐不是搞妥协”，极其普通的话语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它表明，官与民、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一些不能“妥协”的原则之上，绝非是一团和气、和稀泥。
这种原则，用今天的学术话语表述，就是法治。法治的核心在于制约权力、保护权利，通过给国家权力划定边界，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肆意干涉。惟有恪守“法治”，才有社会和谐之道。
法治的核心精神，在于依法“治官”、“治权”。因而，官与民、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关键在于政府及其官员要依法行政，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核心。
但长期以来，“重国家、轻个人”却是主流的价值取向。特别在一些地方，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不惜采用高压手段，压制公民的权利要求，以谋求所谓“稳定”与“和谐”。他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不加反省，却对群众合法的上访活动围追堵截，把像王幸福一样敢讲话、敢反映问题的人斥为“刁民”“无赖”，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力量对他们打击报复。
当然，这种以高压求得的和谐，是虚假的和谐，是对法治的亵渎，是对违法的庇护，人民群众根本不买帐，一旦有机会还是要找你算帐的。正如王幸福所言：“政府做好事我100%跟政府站在一起，如果政府办错事，我一样敢去批评政府”。
我赞叹于王幸福的“和谐观”，他朴实无华的话语中，居然道出了一种法治精神。 “我和政府搞和谐不是搞妥协”，简直就是一句现代法治格言。愿它不仅仅属于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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