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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宜 北京报道
6月19日，工行4000亿可疑类不良贷款在北京开拍。四家AMC地方办事处参与工行尽职调查的负责人在上周纷纷奔赴北京，为投标价格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在工行4月21日公布的股改方案中，总共有约7000亿不良资产的剥离计划。其他246
0亿的损失类贷款已经对口拨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此次拍卖将是1999年剥离后拍卖的最大的一笔不良资产。去年的这个时候，信达以32.5%的价格拿下中行、建行共计2700亿的可疑类贷款，成为不良资产处置首家批发商。
现在，机会又来了。
第二次商业化收购
自1999年1.4万亿损失类贷款的政策性剥离后，4000亿的包是过去几年甚至也可能是未来几年最大一笔不良资产剥离，而四家AMC此时又正面临着从政策性接收到商业化收购转型的关键时刻，面对这样一笔每家都有机会分食的大餐，四家AMC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知情人士透露，除浙江、宁波、苏州和上海四个地区，因为“质量好，工行舍不得拿出来”外，总共4000亿的可疑类贷款基本按大省划分35个包。一些个别地区因为金额大，在省的基础上再单分出一个包，如湖北的三峡包、辽宁的大连包、福建的厦门包、广东的广州包、北京的总行营业部包等等。
本次由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负责牵头组织的招投标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上一次，银行资料不让看，企业门不让进，根本就不叫买方尽职调查，也无法对资产真实价值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一家AMC的工作人员说。
而这一次，由当地人民银行带队，四家AMC共同组成买方尽职调查团，同时行动，同进同出。
根据了解，本次的尽职调查大致是每家资产管理公司被分配到八九个包作为牵头公司，制作统一的模板，信息共享。四家平摊尽职调查的费用。
“我们实地调查所收集的基本资料和初步估价都将上报总公司，由总公司最后决定报价。”一位地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
“四家AMC基本不会对资产质量进行沟通。大连一个包只有50多个亿，却有5家办事处(华融分别在沈阳和大连设有两个办事处)一起争，谁拿到包谁就有了饭碗，都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啊。”一位地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买方调查让每家AMC对资产有了独立判断，但仍不够充分，一些AMC的工作人员对此有着同样的看法。
“在现场短短几十分钟是否能对资产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判断还有待商榷。”参与买方调查的AMC工作人员称。
但最起码可以保证的是，地方人民银行实地参与后，对资产的价值心里有数，可以避免最后的价格与真实价值的严重背离。
事实上，尽管四家AMC都极力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包，但在实际调查中，四家AMC的态度也有些微妙的区别。
“华融在工行进行卖方尽职调查时就参与了，工行卖方尽职调查的表格都是华融帮助设计的。所以到买方开始调查时，他们对很多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尽管在后来的买方尽职调查中，华融也派人参与了，但他们其实是最不积极的一家。”一位AMC工作人员说。
“相比之下，信达显然是非常积极的，他们除了各办事处工作人员参与到人民银行组织的调查团外，还聘了很多的律师团、评估师，从别的渠道，单独做一些暗中调查。调查的分工也非常明确，一些人在前方采集数据，另一些人就在后方加班加点地做总结。”
“掉包事件”
当然，过程中还是出了一些意外。
“工行将资产包做了置换，本来是应该直接划到华融的损失类贷款放到了可疑类的包里。”在最后投标的前夜，一位参与了买方尽职调查的地方办事处工作人员透露了这个消息。
事情的起因是，工行湖南地区下面的邵阳分行向湖南省分行打了一个报告，希望省分行对6个多亿的损失类贷款再明确一下归类。
部分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手中拿到的“证据”就是工行湖南省分行对此的一个批复文件。在这份批复中，湖南工行将其中的一半，大概3亿左右原来已经划拨为损失类贷款的不良资产重新认定为可疑类。
“在湖南工行的批复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重新归类的明确理由。只是模糊地说，根据一些资产划分标准……”一位AMC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据地方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由于参与竞标的可疑类贷款总量早已事先确定，把3亿多损失类贷款拨到可疑类中，就意味着工行同时要把同样金额的可疑类贷款划拨到华融。
“经过我们在总公司与其他办事处的同事沟通后，发现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位AMC地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四家AMC总公司在上周五和人总行开会时，已经把这件事向人总行做了汇报，指明这种情况会对各资产管理公司在做尽职调查时，对判断资产质量造成很大障碍，但人民银行的态度是“不置可否”。
“四家在一起做尽职调查时，一些华融的人自己都说，他们此次直接接收工行损失类贷款的回收率要比可疑类贷款的回收率高。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带有普遍性的话，华融在本周日的公开招标中对4000多亿可疑类贷款拿不拿都无所谓了。”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工行在做卖方尽职调查时，对某些地区资产的价值评估是非常高的，个别地区可以达到38%、45%的回收率，但现在一个地区发现了这种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将这种情况类比到其他地区，对其资产质量打一个折扣。”另一位AMC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但“掉包事件”并未过多地引发AMC对投标的担心。
“这么大的资产包，上千个项目谁都不可能完全满足五级分类的标准。而且每家AMC对五级分类标准的理解也不同。”一位AMC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而且分类不清有些并不是当事银行的故意行为。比如湖南省常德地区，几乎99%的企业户都破产了。当我们向当地工行提出质疑，指出破产类应该全部进入损失类，工行给我们的回复是因为没有报指标，所以只能划到可疑类。”一位AMC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围绕着此次剥离，“告状”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一个“掉包事件”。
“5月31日，工总行还下了个文，对这次可疑类贷款的表内利息及非信贷资产毫无依据地全部无偿划到华融。这种做法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也把这件事上报到人民银行，但人总行的态度仍旧是不置可否。”一位AMC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尽管对这一次工行剥离的价值有种种争议，但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工行贷款户的“老国企”特征决定了它的回收并不会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
从1999年的政策性等值剥离，随后的打折剥离，到去年商业化收购可疑类贷款，每一次商业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的剥离都会根据上一次的结果有所调整。
“过程能看出一些东西，结果最能反映真实的问题，”一位负责商业化收购的AMC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最终还要看回收率，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的回收。这是最关键的。”
中标，有趣的游戏
本次招标最值得关注的看点就在对中标价格的改革。
这也是投标前另四家AMC反复玩味和琢磨的，而结局的不可预知又为本次的招标添加了许多神秘感。
与去年6月21日首次商业化招标以最高出价作为最后成交价不同的是，本次根据四家AMC所报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价格，在上下20%的范围内(也有10%的说法，未得到权威确认)，选最高者中标。如果报价超过这个范围，过高或过低，都会提前出局。
“这种方式的结果就是，没有一家AMC可以掌控得了最后的中标价格。” 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最有意思的现象将是，即使某一家了解资产包的真实情况，出价相对客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如果其他三家出的价都不‘客观’，最后反而会将最接近真实价值的那家排挤出局。由于与某家银行存在近亲关系而具备的信息优势将不会在投标中起任何作用。”一位AMC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并不是你对包的质量了解越彻底，就一定能中这个包，只能保证你中了标后，在处置时不会吃亏。”一位AMC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比如一个包确确实实可以回收15%，但如果我们报了30%，另一家报了35%，真正对资产包价值有准确判断的投标人反而会被出局，但即使最后拿到这个包，因为最后这个包的确回收不了那么多，中标者也会贴很多钱进去。”这位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每家AMC尽职调查的方式不同，看待同一个包质量的判断差别很大。如果报价比较分散，比如30%、15%、5%，也许几家都会同时出局。”另一位AMC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但如果大家报的价格非常接近，比如说8.5%、8.4%、8.3%，区间非常密集，最后谁能中标就带很大运气成分。”
“游戏规则不是出价最高就能中标，很难把握，这避免了个别AMC为了抢包，而不计代价的哄抬价格。毕竟，谁也不愿意费了半天劲，最后去做最高的或最低的垫背。”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对于这种“复杂”中标方式所引起的在拍卖现场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本次投标规则也制定得极为详细，比如它说明了“如果四家都超过或都落在这个区间，二次投标是什么原则，如果二次投标再不成该怎么办，如果没人投标又是什么原则，低于两家投标又是什么原则……”
在一片忙碌中，所有人都在等待着6月19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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