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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彦/文
新兴市场的持续繁荣应该诞生一些伟大的公司，比如上个世纪的日本索尼和韩国三星。中国已经备受关注，但让人感到惊恐的一度只是“中国价格”。现在，一些可能变得伟大的中国公司开始活跃起来，尽管他们仍然受到多方质疑和各种打压。
过去的一百年被称为“美国世纪”。亨利·福特的T型车使工业标准创造现代文明变成现实；通用汽车的缔造者杜兰特使用的分权制管理现在仍然主导着许多工厂；在冯·诺依曼发明了计算机之后，包括IBM、惠普在内的许多企业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公司；不能否认，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是美国公司带给世界的礼物，尽管他们现在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有点无法忍受，这也是类似微软这样的公司频遭垄断调查的原因之所在。
“美国世纪”可以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它们出现在世界各地以及每个人的生活中，在各种细节之中体现伟大之处。现在，人们把二十一世纪称作“中国世纪”，同样的进程会出现吗？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中国还在犹疑摇摆于是以国家扶植的大企业集团还是以自由竞争的企业应对国际化竞争时，产权改革在20年的市场化进程中已经显得滞后。一大批身份模糊的企业界人士长期在政商之间游走，在中国传统的权谋与学习世界级企业的经验间徘徊。这使得他们不仅不能在价值观上回归公司的本原，同时也难以真正跻身于创造历史的企业家行列；尽管新的世界分工已经开始，“中国制造”的名头也非常动听，但它却被牢牢定位于低端。
我们没有魔法棒使时光停滞来等待这些问题的解决。时间与时机是改变现状的基本条件，我们在此之前应该做点什么？
每一个理想远大的公司领导者都在这样思考。应当承认，TCL的李东生、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和中兴的侯为贵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实现可能的改变。
华为和中兴已经开始让包括思科这样的老牌通信设备商感到震撼，在一些招投标活动中，如果有华为和中兴的介入，思科会选择退出，在他们看来，无论中兴还是华为的出价都会低得无法忍受。身处前景辉煌的通信领域，3G、4G可以给中兴和华为足够的发育空间。
李东生基本解决了棘手的产权问题。与海尔在海外建厂的选择不同，他选择了并购、合资。当然，直到现在，TCL和海尔还缺乏足够辉煌的海外业绩，他们需要在同业竞争、贸易壁垒、产业升级等多种因素构建的复杂环境中学习怎样成为一家世界型公司。
而柳传志的“赌注”更大，在尝试了不成功的多元化经营之后，他开始变得极为专注，收购IBM的PC业务将使联想面临一个商业史中的空白，他们试图讲述一个来自小镇的后辈怎样在炫目的大都市变为成功人士的故事。他们的努力先从学习英语开始，这值得尊敬，因为这让人们看到各种数字表格背后一个公司的理想和远见，而这，正是那些大公司持续成功的关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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