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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宏
短短两周之内，中国政府在这场空前的纺织品国际贸易争端中，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防守反击”。
中国纺织企业完全明白，在这场博弈中，中国政府已极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们的利益，
并在努力重构中国纺织品的自由贸易体系。
但理性的纺织企业并未对此“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现在最为关心的不是出口关税，或者欧美特保设限新动作，而是从长期来看，应当如何化解这种因贸易争端引发政策连续变动，给纺织业带来的发展“不确定性”。
根据国信证券的最新研究，如果此次74种产品关税提高，对于平均利润率不到3%的纺织业来说，关税上调新增的成本幅度将为3.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全行业亏损”。显然，这样的局面谁都不愿看到，因为单从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纺织产业的直接就业人数接近2000万，而间接影响到的就业人口已经过亿。
在比较有影响的“加征出口税”支持者中，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和斯蒂格利茨最有代表性。他们曾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提出“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征收出口税的替代手段代替汇率改革”，称“征收出口税不仅不会给中国居民和机构持有的美元资产带来损失，还可以给中国政府带来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征收5%的出口税相当于使人民币汇率上浮约15%至25%，相当于每年新增财政收入300亿至420亿美元。”但这样设计良好的征税政策，不仅将直接降低纺织业利润以至于造成“全行业亏损”，更会给纺织企业带来相当黯淡的经济预期。
理性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之上，由此也带动了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正因为如此，尽管美国多年来难以摆脱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局面，但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对于未来大多有良好预期，因此国民低储蓄率、高举债消费可以支撑美国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奇迹。
一些试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拉美国家，也正是因为缺乏政策的连续一致性，才使得国外资本望而却步，国内也因此形成了只考虑眼前利益的“寻租”市场。今天中国纺织产业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调整长期投资行为而不是“短期出货”，并以此来规避产业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其实，这场 “特保”风暴的始作俑者，正是势力强大的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美国制造贸易行动联盟AMTAC以及美国纤维制造商协会AFMA等民间组织，他们多次坚持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提起申述，才使得美国对中国纺织设限成为事实。但相比欧美成熟运作的行业协会，我国有关部门的相关职能远未发挥。作为政府功能的延伸，行业协会、商会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如何真正建立起可以指导整个行业的贸易“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才是消除“不确定性风险”、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惟一可行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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